对话者：
吾同树：我不在乎我的出身，出身也许是受到家庭、时代、命运所左右的。我的出身是农民，自我父辈开始。而我的祖父是国民党的中高级军官，那么我的父亲的出身是“将门之后”？
你说的“复归”，我很难理解。是不是重返先祖的那种精神、意志？如果是这样，我觉得还不如直接说是“传承”比较好。赫拉克立特说：“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事物的变化是必然的。能继承多少先人的优良传统（品质），这也是个问题。我很怀疑那些总是强调自己出身的人（阿Q就曾说：“我家祖上比你阔多了！”）。现在那个网上炒作得很火的“国学辣妹”，二十出头，搔首弄姿，“打着‘重振国学’的旗号想要‘勾引孔子’”，有意思的是她也找到了一个 “书香门第”的出身——自称是白居易第53代后人，好像是文豪之后就该受到别样的重视似的。他们是想多捞点炒作的资本还是什么？
对于写作者而言，我觉得首先应关注的是内心世界。至于民族性、社会性、美学、文学等等，都是其次的。忠实于内心的写作，是一个写作者该有基本的素养。
我是梅州客家人。客家人是汉民族八大民系中一个重要的分支。东晋始，因躲避战乱等原因，中原汉人先后数次南迁，最后多数定居于赣闽粤交界之地，为与当地土著区别，被称作“客家人”。其后又因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及外出谋生等缘故，很多客家人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扎根繁衍。据有关学者统计，客家人大约有八千万，其中六千多万分布在中国南方包括台湾省，还有近两千万分布在世界八十个国家与地区。客家人自形成那一天起就在“漂泊”与“固守”的矛盾挣扎中形成了鲜明的客家文化。一方面崇尚中原正统文化，诗礼传家，尊师重教；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当地南越文化的精华，融少数民族风俗于原有风俗之中，创造了独特的风俗习惯。在长期与战乱、压迫的艰苦抗争中，形成了客家人吃苦耐劳、勇敢豁达、崇文尚武等精神。自古以来，海内外的客家人出过许多各界领袖、文化精英、历史名人，比如洪秀全的祖居离我家仅十里远。而梅州的诗人中，著名的有诗界革命先驱黄遵宪，中国诗歌印象派始祖李金发，元帅诗人叶剑英等。
我出生于客家偏远的乡村，小时候在外祖父的指导下习字读诗，受到客家耕读文化的浸润，也受到古典诗歌的熏陶。从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对我的诗歌启蒙开始，让我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我从小学六年级起，有过五年左右模仿写作格律诗歌的经历。这段经历，将影响我一生。古典文学的魅力、精髓，是引领、鼓励，是标竿、圣地。
我目前的诗歌写作是普通话语法规范下的汉语写作，还没有进入到客家话写作的领域，当然，也曾想以客家方言写出有关客家的小说来。但自知笔力不逮，不敢贸然下笔。期待日后，有若干篇什可以贻笑大方，写点我听到、看到的客家故事、乡亲生活。
王彦明：在你的《诗路话语》（《敦煌诗刊》2005年卷）一文中，我注意到你说自己写诗（写作）的目的在于“寻找光明”，而“光明”在你的意念里的意思是“就是让灵魂中轻微的颤动”、再进一步就是让人了解你的“喜欢和埋怨”。人的感情是多样而且复杂，我们如何让自己简约到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这就像很对武侠故事，非友即敌。我还注意到你似乎在努力告诉读者写作“需要在世俗生活中淡化一个写作者的地位，强化一个思考者的社会功能”。但是写作和思考，又必定存在某种距离与差异，甚至背反。是不是你的思考会使你的表达变得狭隘呢？
吾同树：任何阶段的习诗总结，都带有阶段性。对于此前的十一年写作经历，至今而言，我感觉我的写作就是“寻找光明”，因为不论我的写作状态、生活状态，都是处于“混沌”之中，“灰蒙”之中。而唯一觐向 “光明”的可能，是以写诗的方式发掘内心的情感，“我手写我口”（黄遵宪语），真实地表达一个少年习诗者的成长，他灵魂的“颤动”，他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对于存在的思考。而我觉得，我能给读者传达的就是一个命途多舛的少年，他成长的烦恼与感动，让你们看到他的“喜欢和埋怨”，他幼稚地去说出这个世界局部的哲理（真理？）。
是的，人的情感多样而复杂，尤其在没有找到自己的“光明”的青少年时期。你问“如何让自己简约到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我个人认为，二元对立是不客观的，消磨了中间态、边缘态。我们的情感都不可简约成二元，也不可被约束在某一固定的范畴，虽然写成诗，成为了简约的文字，但它的指向还是多样和复杂的，读者的解读也是多样而复杂的。存在，就是如此，此可，彼亦可，无孰是孰非、非此即彼。武侠世界中，也有亦正亦邪，亦敌亦友的人，段誉和慕容复不就是这样吗？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每个人的思考不可避免地局限于自己的大脑，联系着各自的经历和知识，狭隘在所难免。我们不断思考的意义就是如何打破重重限制，尽可能地开放、使思考广阔，“让思想飞翔起来”。我们的写作也会因思想的自由和延伸而插上飞翔的翅膀。
王彦明：在你的《一个诗歌写作者的几点体会》，我看到一句很奇怪的话“太多史诗只会给未来和诗歌造成负担”。在我的意识里，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史诗是悲哀的，而我们汉民族（客家人应该属于壮族？我的记忆力似乎是指在东南沿海地域上的区分）恰恰遭遇这样的尴尬。我们自称诗歌的国度，却没有像样的史诗，这不值得悲哀吗？
吾同树：关于“史诗”那句话是我数年前说的。我的意思是不少人以把写作“史诗”“长诗”作为衡量实力的标准，他们的标准是追求“大我”，而指责“小我”的创作，正如同有人指责鲁迅没有写过一篇长篇小说就不能被称为小说家一样。我反对形式上刻意去追求的“大而空”的东西，还不如用心地去探询心灵深处幽秘的风景。
我说的给“未来”造成负担，意思是过多的“史诗”会对未来的阅读、创作观念产生不好的影响，“史诗”真是那么容易创作的？现今，有一部分诗人是有创作“长诗/史诗”野心的（他们也许都有记入文学史的“入史瘾”），也有个别80后的诗人，颇有些横刀立马著“史诗”的姿态，可惜她还不具备这个能力。特殊时代，需要特殊的诗歌。史诗很多都与战争有关。现在，我们处在和平年代，并非不需要史诗，而是需要真正记录时代面貌的史诗；不需要滥而不精的“长诗”，而是需要经得起考验的长诗。长诗的长度，我想除了行数之长（200行以上？），还要经受考验的时间之长。请不要拿那些充塞着杂质、叫嚣、口号、情绪、蹩脚比喻，动辄数百行的分行文字来蒙人！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虽无像《荷马史诗》（《伊力亚特》《奥德赛》）那样举世闻名，永垂史册的史诗，但也有不少灿烂的史诗，在艺术的殿堂闪耀着光华，虽然，现在看来，被很多人遗忘、忽视了。如屈原的《楚辞》、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布尔》。杨炼的《诺日朗》也可以算作现代汉语的一部小“史诗”不？
王彦明：谭五昌曾经评价你的诗歌“对苦难和同情”“双重关注”。在你2004年的作品里我找到了类似的影子，《姐姐》和《第一笔稿费》。我知道在写着这些诗歌的时候，你还在大学读书，可以说独处异乡。似乎这些诗歌可以说开启了你的“乡愁”，进而完成了你一系列的作品。“苦难”对你而言，仅仅意味着乡愁吗？我还想知道“同情”关注点你大多放在哪个方向呢？譬如自身还是他人。
吾同树：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的命运比较坎坷，少年失父，失去了精神支柱和经济支柱，接下三年失去人生导师外公和疼爱我的祖母。这三位亲人的离世，使我的心境受到了磨洗，深切感触到生命的脆弱、岁月的无情和人生的悲凉。另外，求学路上的坎坷，勤工俭学经历的况味，也给我的精神世界很大冲击。一次次变故，让我从一个单纯、骄傲的，享受着亲人、师长恩宠的少年，渐渐转长成一个独立、勤奋，有点悲悯、忧伤的情怀的青年。我是向善的，但也常有恶念。在对恶念的克制的过程中，我变得复杂起来。
可以说，我的作品笼统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我在异乡的惆怅，包括对往事的回首，对异乡孤独的描述，对一个罪恶的忧伤的灵魂的自我救赎；另一类作品就是写底层——时髦的说法是“草根”，我写我在号称“浪漫之城”的珠海、在“花城”的广州、在“东方底特律”东莞看到打工者的生活状态、遭遇，对他们寄寓着我深深的祝福，同时我又是他们当中的一分子。除了你点到的那两首，还有《冬天的九个瞬间》《民工》《台风过后》等几首我自己比较满意的。“苦难”，对我而言，是怀念之苦，切肤之痛，是岁月的碾痕，是我每天看到乡村、城市里那些底层人民生活中难于摆脱的阴影。
我在同情着这个世界熙熙攘攘的人们。我们都是艰难地生活着，有人忍受着内心的痛苦，有人背负着物质的重担，更多的人是在双重的包袱的压迫下，踽踽独行。我从未同情过自己，其实，我一直把这些降临于身的“苦难”当作命运的安排。我从未讳认：我是一个宿命主义者。悲情成为了我诗歌抒情的基调。我渴望在文字里除了流露悲观外，能注入多一点对尘世的宽容，对命运的敬畏感。
王彦明：以《隐秘的地图》为例，我试图了解你写作出现的“意外或者突兀(姑且这么称呼吧)”。你的写作风格可以说一以贯之，所呈现的变化不是很强烈，不过每现一次巨大的“意外”就格外刺眼。你认为这与你的写作风格没有形成有关，还是自己自己不安分的内心有关(似乎你的每次“意外”，都有以各相关的诗歌形式出现，譬如《长布村》与鲁布革的《村》相似)。当然这可能也是一种写作的“野心”的体现，但是我注意到你的改变一般“不够彻底”，还残存着自己的气息。你是否有彻底“打倒自己”的勇气？
吾同树：我接受你说的“意外或者突兀”，有诗友则说是“平淡之处，时见刀锋”，是否可以把这些“意外”说成是亮点、诗眼？至于你说的“风格”，我感到颇为意外。我一直在进行不同方向的探索，语言的、技巧上的，风格“一以贯之”了吗？是不是在叙事策略、抒情模式上已经相对固化了呢？还是体现在语言上，口语化？辛泊平兄点评我的时候说：“吾同树的诗，既没有学院诗人的高蹈和艰涩，又没有当下口语诗人的油滑和轻飘，而是把各种元素拿捏得恰到好处，让人不仅读着舒服，也愿意长时间玩味。”我把这当作对我的一种鼓励，在学院派和口语派中找到平衡，合理地呈现诗意，把回味留给我的读者。风格太早固定，也不是一件好事。怎么写——不应该太多地考虑；写了什么——是写好诗的关键。
如果要我自己去找“意外”的根源的话，我也不知所措。每一次的“意外”并非我刻意营造的结果，是情感促使自己写到那里，写成那样，自然使然。我那首《长布村》开头部分是受到雷平阳的《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七条支流》的影响而模仿的，后半部分转到对“外婆”勤劳、清贫、坚韧的一生的描写上来，盛慧说不露声色的结尾（外婆躺在灵车里第一次悄悄进城）起到了“爆炸”的效果。“外婆”是旧式的、勤劳的客家妇女一生的缩影。鲁布革的《村》我没有读过，会去找来看看。我诗中的意外，与其他人的诗歌很少关联。
我对自己诗歌写作的野心就是“一辈子为写一首好诗而努力”。呵呵，我希望再通过二十年的努力，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汉语诗人。文学是我的事业，我会以一生的精力为之奋斗。我的目标也许定得比较高，自信的人总会觉得那还不够。我的理想、探索，注定永远都不会是彻底的。我曾和朋友开玩笑地说：当我八十岁的时候，最大的梦想是还能写几首不至落伍的诗歌，另外每周能拥有一次美妙的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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