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文学的新拓展

程乃珊小说创作探踪

丘峰

“大陆的琼瑶”：程乃珊创作之谜

海外有人说程乃珊是“大陆的琼瑶”，这是因为程乃珊与琼瑶有相似之处：她们都善于写富家男女的爱情故事，她们对上流社会生活都稔熟于心，在作品中表现出浓重的色彩。

然而，琼瑶毕竟是琼瑶，程乃珊毕竟是程乃珊，各人生活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不同，因而反映的生活有极大的差异。琼瑶反映的是腾飞时期的台湾上流社会的男女爱情故事，而程乃珊反映的是大陆“文革”之后的新生活。他们的人物、命运也不同。

人们把程乃珊和琼瑶比较之后，会惊讶地发现：在解放以后成长的程乃珊，怎么会对上海滩的“上流社会”生活如此熟悉?对原工商业者家族的各种心态竟如此了解?程乃珊是怎样向社会打开观察他们的一个窗口的?这简直是一个文学上的谜。

其实，熟知她的人都知道，程乃珊本人及其夫家就是原工商业者的后裔。程乃珊娘家的老宅就是那幢“蓝屋”：那是一座仿岩石的西欧古堡式老宅；她爸爸就是那蓝屋的长房长孙，现在90高龄的祖父是当年金融界名人，现住在香港，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呢。当年，“蓝屋”鼎盛时，每天开晚饭的时候，坐了满满两圆桌台面的人。

1949年，对“蓝屋”的居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那时，有的远渡重洋，有的赴港定居，偌大的“蓝屋”人去楼空，这老宅成了政府的一个办公机关。

“蓝屋”的后代各散西东，有的成为工程师，有的当教师，也有翻译家、医生、雕塑家……她的哥哥当年告别上海，到大西北工作，程乃珊的《蚌》、《当一个婴儿诞生的时候》中的主人翁就是以她哥哥为模特儿。

程乃珊的夫家也是沪上名门高第，现在住在‘上只角”愚园路上的一家三层洋房里。

程乃珊的妈妈以前在上海有名的教会学校——中西女校就读，后来毕业于赫赫有名的圣约翰大学，现在退休后仍为一些大学生补习英语。

程乃珊是极有心计的人。她很注意观察生活和收集素材，常常对他们的言谈、习俗、风度、举止、心态等静观默察，烂熟于心。当她找到创作的爆破点后，她的创作热情便喷薄而出，一发而不可收。在她发表了《蓝屋》、《女儿经》、《秋天的盼望》之后，名声大震，成为她创作的里程碑。

如今，程乃珊正在艰苦地寻找自己，跨越自己。最近她闭门伏案，撰她准备多年的反映沪港两地四代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几年前，我曾听她谈过这部长篇的构思和立意，当时我听后不禁拍案叫好，我鼓励她尽快写出来，但那时她教务在身，无法用整块的时间来完成她的宏伟工程；如今她已成为专业作家，她有时间去思索、构想和写作。我有理由相信，她这部长篇将成为她创作的第三个阶段——成熟和丰收的阶段。

现在，让我们沿着程乃珊创作的轨迹去作一番追寻。

妈妈教唱的歌：用双手唤起新的生命

1979年，当中国大地荡涤了“文革”的污垢之后，面对迎面扑来的新生活浪潮，程乃珊推开封闭已久的心灵窗户，对着美丽的大上海，唱出了她久蕴心胸的第一支歌：{妈妈教唱的歌》。

野兽都已经离开草原，

大地在等待着人们来临，

等待人们前来开垦，

用双手唤起新的生命……

这是妈妈教小薇唱的一支曲调优美的歌，而妈妈却早在严酷的日子里离开了大地。

这也是程乃珊心中的歌，一支蕴含丰富的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形势起了巨大的变化，开放改革成了国内生活的主旋律。但在久经动乱的人们面对汹涌的生活波涛，犹如清晨从噩梦中清醒过来，看到窗外明丽纷繁的画面，深感惊诧和迷惘。尤其在世界著名的大都会上海，当告别了过往苦痛生活之后，人们不禁陷在深深的思索中：人生道路应当怎样走?是陷在过往苦痛的感情回流之中，还是追逐大浪奋然前行?是躲进小楼过自成一统的生活，还是去搏击风雨，迎接生活的挑战?……

小薇就是在惊喜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她唱起妈妈教唱的一支美丽的歌，却并不理解其深刻的含义。是的厂生活给小薇带来了忧伤：妈妈蒙冤含愤而死，爸爸也因搞“R．S”冶炼试验而招祸。在这个时刻，小薇的“阿姨”罗珺——爸爸的同事，挑起指引迷途的重任。小薇终于懂得：在人生征途上，要取得幸福，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当“野兽都已经离开草原”的时候，祖国大地正“等待人们前来开垦，用双手唤起新的生命”。

这是小薇妈妈和罗珺教唱的歌，也是祖国母亲教唱的歌，道出了人生真谛。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作品发表在1979年7月，当时，“伤痕文学”在国内成为时尚文学，作者虽然写出了小薇父女及罗珺心灵上灼下的伤痛，但可贵的是，作品并没有在悲戚中深陷到悲怆的感情旋涡中去，而是以高亢的声调展示人们美好的生活前景，这就使作品有着比当时某些赶时髦的作品更深沉的社会内涵。

此后，程乃珊一直沿着这条心路在拓展和丰富她的创作主题。

如果说，程乃珊的处女作《妈妈教唱的歌》由于对当时生活的理解力尚处于较为稚嫩阶段，而使其对新生活前景的认识较为朦胧的话，那么，紧接着发表的短篇小说《蚌》、《呼唤》、《父母心》以及中篇小说《喷泉里的三枚银币》等作品，在拓展自强不息这一主题上就显得较为深沉开阔，明朗具体，有着更深的生活容量和生活内涵。这充分表现了作者对生活的迅疾敏思的理解力和艺术表现的深度和力度的潜心开掘。

《呼唤》写一对青年夫妇对人生价值的不同理解和追求。这是程乃珊关于自立主题的具象化和较有力度的扩展。

在那非常年代，经过风霜刀剑的、而又失去了原先所赖以生存基础的知识阶层“高等华人”和原工商业者阶层的子女，痛感依赖父母的知识或物质基础而生活的惰性和软弱性，这就宛如沙塔，底基散陷而带来塔身的倾覆。社会是严酷的。不少经历动乱年代的青年都深深感悟到这一点。正因为如此，像一朵娇嫩的牵牛花似的、依赖父母而生活的少女“我”，与原工商业者的子弟“他”心灵沟通了，他们的结合就构筑在“自立”的理想墙基上了。因此，尽管他们只有?平方米的小间，两个人工资加起来也仅有80多元(“他”还需付20元赡养被扫地出门的父母)，生活虽然拮据，但心灵却异常充实。在扫除“四人帮”后，“他”家发还了被抄的30万元以及一幢小洋房。作者抓住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机，笔触分探了两个青年人的思想变化的轨迹。“他；成了生活的宠儿，不再按自己的意志去做人，去奋斗，而是按父亲的意志生活，醉心于突然暴发的金钱和物质的享受。而“我”却仍按他们当年向往象征自立的“天蓝色”的生活。她终于明白：在时代的潮流冲击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恪守自己的信念。在新的生活环境面前显示出这对不同层次教养的夫妻的差异。差异就是矛盾，他们终于分道扬镳。“我”仍孜孜不倦地追求，寻找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我是一粒微小的尘埃，但天地间应该有我的一个位置!”

《呼唤》表现出程乃珊早期作品的艺术功力。作者不是一般地写两个青年人不同生活信念和追求，而是跳出时尚的、简单地把两个青年人放在几个生活场景面前表现不同态度的窠臼，着重写出环境对人的思想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影响，从他们对人生价值的理解差异到融合，从融合再裂变的过程中，使人们窥视出不同社会环境(尤其在社会环境剧变的关键时刻)、不同的社会潮流对青年人不可忽视的冲击力所产生的有撼动性的影响，从而告诫青年人要在各种生活环境中砥砺自己的意志，对自己的理想信念要始终如一去追求，人生才有价值，爱才有所附丽。

程乃珊不仅给人们描绘出上海青年在上海圈子内不断探求自身的人生价值，寻求较为完美的实现这种自我价值的方式，而且她还较早地注意到青年人不能仅仅囿于小家庭或大上海的生活天地中，而应当在更大程度上去拓展新的生活前景，对敢于闯荡他乡异域去创造新的生活方式的青年作了由衷的赞颂。

《蚌》是写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二十年前大学毕业到雁北去工作。“他为自己的终于完全独立而得意。”他原本有机会回到上海，他完全能找上海姑娘结婚调回来的。可他崇尚的并不是上海这大都市和金钱美女，而是生活的自立，人格的独立。他觉得他的生活乐趣和他的事业在那塞外。当他出差回到上海听说原先的女友依敏为逃避去塞外而千方百计留在上海，如今一股出国风又把她吹出外国去了时，他鄙夷地说：“像她那样万事没有主见，凡事吃不起苦的，别说去美国，就是去上帝那儿卜也是一事无成的。。

《蚌》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作者对生活的理解：蚌培育了闪光的珍珠，但珍珠的培育过程是痛苦磨练的过程，它由一粒砂子进入体内后，经过痛苦的刺激折磨，才把砂子磨练成有价值的珍珠。人要有所成就，对社会要有所贡献，也就要像珍珠一样经过生活和感情上的砥砺，才能闪出耀眼的人生价值。

应该说，在1983年秋发表《蓝屋》之前的作品，是程乃珊创作的第一阶段。她早期的作品黾不乏稚嫩单纯和较为理想化，但她有一股深刻的透视力，就是从大上海纷繁复杂的生活中，在青年人从恶梦中苏醒过来而陷入深深的思索之际，她敏锐地捕捉住家住“上只角”的青年人的生活道路抉择问题，迅速遣上笔端，显示出她作品所具有深度的主题。

这是作者在推崇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自立精神，鄙视企求依托家庭，过纸醉金迷的寄生生活。她这种在处世态度上重精神而轻物质，重自立而轻依附，这种渗透在作品中的人生信念，对当时(包括当今)把物质视为人生的终极目标的俗不可耐的人生观，起着一种健康积极的净化作用。

王安忆的“谜”：程乃珊在《蓝屋》中索解

程乃珊在苦苦地寻找自我。

她终于如愿以偿。那是在她以惊喜的心情发现了“蓝屋”以及从“蓝屋”出走之后。

其实，上海青年作者中最早找寻“蓝屋”的倒不是程乃珊，也不是王安忆，而是孙颙。

八十年代初，孙颙还在大学读书时，他就以敏锐的目光捕捉到大上海的一个奇特的社会现象：当年工商业者的后裔，也和普通子民百姓一样经历了心灵的风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祖父辈被抄家，赶出“蓝屋”，他们也被一阵飓风卷到了农村。当时代的潮汐又把他们卷回上海大都市时，他们面对巨大的财富和家产，心灵深处又翻卷起更猛烈的波涛。孙颙稍稍思索之后，便写下了小说《螺旋》，引起了反响。但这位擅长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作者，又回到深山里去探寻他的荒诞故事了。人们不禁为之惋惜。

此后，在差不多的同时，王安忆发表了中篇小说《流逝》，程乃珊发表了《蓝屋》，陈村发表了《地上地下》等作品，组成了上海风情的奏鸣曲，“上海味”的作品令人刮目相待。

王安忆的《流逝》写一个资产阶级少奶奶欧阳端丽在“文革”中的苦难历程。但她对资产阶级“上流”生活并不熟悉，她便巧妙地避开正面描写原工商业者家族的生活，而对她们受到冲击之后的生活着力泼墨，从而达到了她预期的艺术效果。但是，她留下了一个谜：“我们家曾住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左右前后有一些中产以上阶层的人家。他们深居简出，大门似乎永远紧锁着，他们的生活对于众人，是一个谜。”(《岁月是条河》)

其实，程乃珊为解这个庭院深锁的“中产以上阶层的人家”的谜，已思索了好些时候了。

《蓝屋》就是她解谜的“程序”。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创作界不少人对寻找政治性、爆炸性的题材趋之若骛，企求引动创作爆炸装置而一鸣惊人。就在人们热热闹闹地扔“炸弹”、“手榴弹”之类的时候，程乃珊却耐得寂寞，躲在自己的高级寓所中，思索当年在上海显赫一时、飞扬跋扈的“蓝屋”子孙们的今昔；“蓝屋”历尽人世沧桑，几经政治风暴，却并没有把它从地球上拔除。如今，“蓝屋”安在?它的子子孙孙们又怎样呢?

“蓝屋”，她太熟悉了。当年祖父一辈创造了“蓝屋”，父辈们围绕“蓝屋”产生了纷争，有的走出，有的坐享其成；“蓝屋”的第三代在时代浪潮中，有的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奋然前行；有的落伍，寻根回归……她渐渐摸清了他们的思想脉络和生活方式。终于，在新旧文化交汇撞击中，她惊喜地发现了一个几乎被人遗忘、被时代湮没的重要的题材领域，在大都市发现了“蓝屋”的内在价值。她的笔触谨慎地伸进“蓝屋”之中，觅解鲜为人知的“谜”。

《蓝屋》叙述的是原工商业者、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钢铁大王顾福祥之后两代人的儿女情、家务事。作品从顾传辉偶然发现自己的身世秘密——蓝屋的后代切进去，由此展开了两代人一系列的家庭纷争．

顾传辉为了在“上流社会”中找到一席位置，掀起了回归热：他希望在富丽堂皇的蓝屋里有他的位置，捡回他应得到的一份家产。他叔叔顾鸿基为了保住蓝屋的一切，决定给顾传辉一点施舍；在他名下开了一万元的户头，当年，顾传辉的父母为了自立，寻求新的生活，毅然舍弃了蓝屋的合法继承权，求得了自主自立的独立人格，而今天，下一代却热衷于蓝屋的一切，这使父母甚为惊异。在父母和女友白虹的启发下，顾传辉才省悟到人的幸福不能靠别人的施舍来求得，而在于自身的开拓和创造。他在人生路上走了一个圆圈之后才感悟到父亲说的话的实在意义：“我一直认为，青年应学着在可能范围内约束自己的欲望。事实上，一切往往是从小小的依赖开始的。人一生所受的诱惑多着呢，一点克制性都没有，这怎么行呢?”而他却“为了找一点依赖”，“竟押上了自己的幸福”，他感到愧疚。

作品高明之处并不是着重于事件本身的描写，而是着眼于从父亲当年从蓝屋中跳出来，而儿子却从外面跳进去；儿子跳进去到蓝屋内部构件之中作出了探视和思索后，又终于从蓝屋中慢慢地踱出来。在这一进一出之间，展示出父辈和儿辈两代人的各种不同的追求和心态，从而，昭示出人生的要义：嗟来之食，不是幸福；自己奋进，才能创造幸福。

程乃珊并不满足于从“蓝屋”内部透视新时期中原工商业者家族纷纭交错的关系和他们各自的人生观。随着改革旋律的激越飞荡，她在更高层次上鸟瞰时代潮流荡涤之下他们的复杂的心理状态。于是，她巧妙地把人物从“蓝屋”里拉了出来，置放在社会改革背景之下，勾出他们的心灵轨迹。

旧弦续新声。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气势磅礴的时代洪流猛烈地冲击着社会的每个角落，洗刷历史的旧迹，这使历来洁身自好、深居简出的原工商业者的家族也震醒起来。他们思索，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焦灼感。他们对现实不能不作深深的思虑和抉择，扬弃陈屙，使其合理的内核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应该说，这种对改革时代产生的热力感和在不同程度上的投身于改革事业，和当今的政治潮流、改革流向紧密地交切和胶合，显示出其新的实际意义。程乃珊这种题材发现和主题开掘对当今丰富文学创作是有重要意义的。

在《风流人物》中，当年被人誉为“上海时装界的泰斗”的叶信义，凭他的技术和精明的经营方式，从简陋的工厂发展成自产自销的服装行业，创了“添禄”时装名牌，国内外名声大震。解放前夕，他拒绝了美国方面重金聘请，希冀在公私合营之后能把“添禄”事业发展下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添禄”被湮没了。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它，好比怀念一个青年时代的恋人，没有‘添禄’，他有一种被生活屏弃的感觉。”这位不甘寂寞的老人，心灵深处像蒙上雾霭般的迷惘与惆怅，他想再干一番，重振声名，却又无从着手，一种对昨日的依恋和淡淡的哀愁油然而生。当他当年的高手徐师傅的儿子徐九龄厂长来登门求教、请他出山时，他内心深处荡激起波澜，一方面他心底里愿意出山，希望能对事业有所贡献另一方面，他又被突如其来的改革之风刮得有些迷茫，但当他确信改革是一项大事业之后，他便毅然决然投身进去，引进外资、技术和原料，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作者对叶信义的复杂心态刻画是有分寸的，对他的犹豫与决策，对他出山与行动既没有拔高，也没有贬低。他对“四化”建设没有过高的认识，正如他儿子叶子杰想到的：“事实上他知道，恢复‘添禄’牌子和公司，从公私合营那天起，父亲就在盼望了。凭良心，父亲倒不是为了钱，更不是为‘四化’，只是为了考验一下他这辈子还能不能再风流起来。”作者对原工商业者的心态把握，使人信服，人物形象也就不会失之单薄了。

解放前大上海这十里洋场是民族资本主义的萌生之地，不少工商业者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解放以后，由于历次政治运动都席卷过他们，使他们心有余悸，深藏不露，他们的生活很少有人知晓，因此文艺作品也很少涉及到这个方面。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以及徐昌霖等的长篇小说《东风化雨》就是写上海资本主义改造时期的资本家的生活内幕。此后20余年，由于资本家的处境每况愈下，关于他们的生活变化和他们家庭成员的心理状态，别人无从触及。尤其在安定团结、搞改革的今天，他们的生活和心理流向更是一个谜。程乃珊在这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努力，可以说她有着开拓性的贡献。这也意味着她走向成熟和发展。这是她创作的第二阶段，也是她创作的里程碑。

程乃珊的“宠儿”：原工商业的家族系列

程乃珊是幸运的，她的独特的、与许多平民百姓不甚相同的生活经历，使她结识了许多过去“上只角”人物，熟知他们的生活习俗，了解他们的思想脉络。这是一个特殊阶层，他们过着封闭式的生活，他们社交圈子狭小，这使外人很难窥视他们的一切。而程乃珊却得天独厚，对他们的上代、平辈乃至后一代，都有机会接触，这就使她心中库存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创作素材，经过她的过滤筛选之后，在她眼前已经浮现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原工商业者家族系列形象，诉诸笔端，一个个血肉丰满、个性迥异的形象便脱颖而出，形成程乃珊创作的人物系列．

苏联美学家斯托洛维奇说过：“艺术价值不是独特的自身闭锁的世界，艺术可以具有许多意义：功利意义和科学认识意义，政治意义和伦理意义。但是如果这些意义不交融在艺术的审美冶炉中，如果它们同艺术的审美意义折衷地共存并处，而不有机地纳入其中，那么作品可能是不坏的直观教具，或者是有用物品，但是永远不能上升到真正艺术高度。”这就是说，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如果它的多重复合意义不熔铸在它的艺术形象中，使它有着更高层次的审美意义，那么它还不能称为真正的艺术晶。

具有高层审美意义的文艺作品，是作家对人物的心灵、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准确的把握，是作家对客体的审美观照。作家的创作活动有一种双向过程：一边是客体向主体作家展示各种生活场景、纷纭繁杂的信息输入主体印象之中；另一边是主体印象对客体的反射，把作家对生活的印象、态度、爱憎、情感等等，作用于客体，这就形成创作的主体和客体的融合，这样的艺术过程的艺术成像就会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

程乃珊显然对这一创作规律有着较深层的理解。在她把客体印象摄入自己脑际之后，在自己脑海中反复迭现，而又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知识，和雏型的成像与客体对象作复合胶切，因此使她笔下的人物有着不同个性、不同形象。这样，在她笔下所塑造的原工商业者及其家族系列众多的不同时代、不同年龄、不同教养、不同气质的人物，能凸现在读者面前。

程乃珊的“上只角”的原工商业者家族一般归纳为三代人：第一代人多为创业者，这些人在困境中奋勇进击、叱咤风云，终于闯出了发达的事业；第二代演化为知识分子或依附豪富家业的有闲阶层人物，其中有守业者，有叛逆者；第三代是经受了“文革”磨难的当代青年，他们有的前进；有的颓唐，过着碌碌庸庸的寄生生活。作者着重描绘积淀在这些人物性格中的动荡回旋的社会演进的痕迹，描摹他们当今的生活形态，揭示在他们身上汇聚着的复杂世相，让人们研摩玩索，警醒迷途，启迪人的心智。

当年上海滩钢铁大王顾福祥(《蓝屋》)、服装泰斗叶信义（《风流人物》）就是第一代的创业者。顾福祥原来是一个白铁匠，后来娶了东家的女儿。他以过人的胆识，乘欧战之机大发洋财，创建了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豪华富丽的蓝屋。在顾福祥看来，蓝屋并不是安乐窝，蓝屋意味着创造和不懈地进取。这位当年气壮如牛的风云人物，在解放以后他也曾想振作一番，惜乎时运不济、命运乖舛，在“文革”浩劫中溘然而逝，留下了遗憾。叶信义的命运比顾福祥好得多。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命运可以看作是顾福祥命运的延伸。叶信义在过往的岁月里，失去了以往赖于立身奋斗的经济实体之后，回首以往，油然而生出一股淡淡的哀愁和失落感。但当国家允许个人经商发展后，他的心情极为复杂：似乎有点“沉滓泛起”，凭借他的高超技术和经营手段，使他生出一种荣誉感，或者说优越感。对自己当年奋斗发迹史时露于色，溢于言表，想在工商界舞台上显露一手；但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使他觉着有点力不从心。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以惊喜的心情来迎接新形势，希望个人的愿望和奋斗精神能够合上时代前进的节拍，因而屏弃过往的旧我；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可避免地带着某些个人的陈旧观念来看待新生活，因而形成新的特异心理势态。

程乃珊在描摹这些原工商业者的复杂心理时，把他们置放在当今开放改革的广阔的背景上，使人物有时代感和一定的厚度；同时作者又把笔触伸延到他们过往的历史中去，并且赋予现实主义的深度。这样作者笔下的原工商业者就显示出真实的生命力。

这些原工商业者的第二代是较为复杂的知识阶层。一方面，他们出身豪门巨贾，跟海外工商界亲人保持经济和亲情关系，有着较强的经济后盾；另一方面，面对解放30多年来的政治运动，有不少人又有独立意识，想摆脱家庭的羁绊，过自食其力的生活。

顾鸿基(《蓝屋》)、“高等华人”沈家阿姆、金昆锦(《女儿经》)、刘先生(《风流人物》)等就是靠祖上庇荫，过着寄生式的生活。他们对现实生活方式不满意，而又无能为力，对于失去了的、过往的优裕生活不由自主地回首和眷恋；他们希求改变一下生活形态，但不是靠自身，而是寄希望于下一代，千方百计让子女出国留洋，或攀附一个殷实人家，以便旧梦重温。《秋天的盼望》里的琳达，就是不满于丈夫的无能，她的丈夫过的是自食其力的清贫生活，她把这视作无能，而产生感情上的离异，只身到香港去闯荡。大陆移民要在香港立足谈何容易，更不要说是一个年轻女子。她只好委身于富商巨贾，挣点钱来撑门面。严酷的现实生活无情地打破了琳达的美梦，最终客死异地。琳达在临死前“似乎见到公公那位姨太太，那位她向来嗤之以鼻的扬州堂子里出生的、不知父母为何人的小老婆。她真幸运，与心爱的人，手拉手厮守着离开这个人世。可怜她这个自恃有H大文凭、自诩为新女性的林湛秋，到头来连个姨太太都不及。”那个自视甚高的蓓沁(《女儿经》)为了找到有洋关系的殷实人家，连当情妇的资格也不可得，最后只好被人戏弄而人财两空。作者对这些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是持批评态度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当然，作者并不是把他们当主要人物来描绘，而是让他们与自强不息、默默无闻地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物相映衬，以期取得更积极的艺术效应。

跟颐鸿基之流背道而驰的是作为原工商业者第二代的顾鸿飞、芬(《蓝屋》)、翁豪威(《当我们不再年轻的时候》)、蓓琼(《女儿经》)等人，程乃珊也许出于对中学教师的偏爱，这些人都是中学教师。他们大都是重精神而轻物质，重自立而轻寄生，鄙视那些依附别人的人物。他们的生活信条是：自力更生、贡献社会。顾鸿飞当年在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为了自立，摆脱依钵，毅然走出蓝屋，跟文静贤淑的妻子芬过着安贫乐道的生活，他对蓝屋压根儿丢到脑后，但对于“蓝屋”象征钓自立精神，他却铭刻于心。他在教学园地中默默地耕耘，作出了奉献。社会也承认了他的价值，他当上了市政协委员。而翁豪威却成了时代的弄潮儿，他勇于屏弃来自各方面的重压，为了实现他的“野心”，他公然宣称：“有野心并不是一件坏事。”“工作场地就是竞争场地”，他大胆搞教学改革，充溢着青春锐气。而蓓琼在回城后生活发生骤变时刻，她对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的小唐产生了离心力，小唐的财富及洋房等对她竟没有一丝一毫的吸引力，相反，她对那些重学识、重进取的青年、却有一股崇敬之情，她崇尚自己的事业。程乃珊塑造的这一组具有积极进取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无疑与当年他们的父辈创业精神有内在联系的，不过具有不同的时代意义和实际内容罢了。

小唐(《女儿经》)、顾传业、顾传辉、小朱(《蓝屋》)、闯荡大西北的“他”(《蚌》)；唐大为(《当一个婴儿诞生的时候》)、阿平(《父母心》)等人是程乃珊笔下的原工商业者人物系列中的角色。这些在“文革”大浪冲刷过的当代青年，有着不尽相同的心灵的苦难历程，他们对人生的见地也各有差异。这些人在大苦大难之后，痛定思痛，得出不同的人生教训，在选择人生前途、寻找个人在生活中的位置时也有自己的天平砝码。“他”和唐大为不仅仅跳出温暖的家庭，而且跳出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大上海，踏上风沙漠漠的大西北征途，义无反顾。在那里，他们寻找到了人生乐趣，这是属于开拓型的人物。无疑，他们是青年的中坚力量。程乃珊以极其敬佩的心情写下了新生活开拓者的创造诗篇。而顾传辉则复杂得多。他原本也是一个热血青年，有理想，有抱负，但当他偶然发现自己原来是沪上钢铁大王的嫡亲孙子时，他要以他这高贵血统重新回到他父亲当年毅然舍弃的蓝屋之中去。他要为娴静、恬美的女友白虹“造一间宫殿，然后用他的双手把她抱上铺得软软的宝座之上。”这父子间的一出一进，是对不劳而食的蓝屋生活形态的否定与肯定。更富有戏剧性的是，当顾传辉还是奋发有为的青年时，白虹走进了他的生活天地；而他得到了万元存款及海外伯值准备给他带令人唾涎的“一份礼物”时，白虹却愤而离开了他。使他也在对蓝屋的走进与走出之间作了有益的思索。对虹桥路上唐家孙子小唐，作者对其选择的想继承祖业、当个体户发家致富这一点给予理解，并以欣喜的心情来肯定他的有益的选择，但对他平庸自私、充满金钱欲这点是有所鞭挞的。作者以赞许的心情来描写蓓琼与小唐分手，这就表达了作者的人生态度。至于像小朱这样凭靠一把铜钱，终日无所事事的青年，作者是以极大的鄙视来写他的。其实，这一类人物在上海滩并不罕见，可惜作者以自己的偏见而舍弃了对这类人物的开掘卜否则，这将会丰富作者的人物系列。

值得注意的是，程乃珊在刻画这些人物时，并不是采用平行伸延的线性结构方式，而是采用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让各个层次的人物的深层意识和行踪契机作交叉换位。作者这种睿智的创作内省力，使作品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以《蓝屋》为例。钢铁大王顾福祥在发迹之前，由于一次失误，倾家荡产，几走绝境；后来飞黄腾达，创下了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以“蓝屋”为象征的家业。但在“文革”中，这盏耗尽的油灯，在凄风苦雨中无声无息地熄灭。他与顾鸿飞、顾鸿基的爱与恨，亦交织在变幻无定的命运里。当初他与顾鸿基父子相爱，但在“文革”风暴洗刷下，各人的灵魂美丑顿现原形，顾鸿基明哲保身，竟把他赶出家门，由爱而恨。而他与顾鸿飞，本来已断绝父子之情，他们以恨字相互脱离关系，但在患难之中，在那风雨之夜，顾鸿飞接纳了他，直至给他送终。爱宇又把他们的感情作了内在的联结。爱与恨作了交叉换位。在程乃珊的第一阶段创作中，人物只作纵向描述，缺乏横向伸延的笔力，作品较为肤浅，而现在她的创作不再在表层游移，在这种人物及其命运的交叉换位中，使作品增加深层的历史感和横向辐射力。

可以说，像程乃珊这样集中笔力对大都市原工商业者的多侧面、多层次的描写，给读者奉献众多的人物形象，在我国当代文学创作中尚属首次，其意义显然远远超出她的创作本身。

南北两极对称轴：鸿沟及其填平式

综观程乃珊的创作，她的艺术视线更多地对准上海滩上的南北两极：“上只角”和“下只角”，即较为富有、文化素养、社会地位、生活形态、待人处世以及住房等等都有较优越条件的人家，多数为原资产阶级家庭(即原工商业者)及高层知识分子家庭，他们大都住在北区即她作品中常出现的淮海中路、茂名路、愚园路等高级住宅区人家。这些人家对一般市民来说简直是一个谜；另一极是“下只角”的贫困的、大多为“穷街”上的人家。确切地说，是在上海滩上做苦力的江北人。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社会地位较低，他们的文化素养、生活方式、待人接物等都与“上只角”人家有着明显的差异，他们的住房更是挤拥不堪，常常招人嘲弄取笑。

程乃珊深深知道，这是大都市的有着特异性的现象。尽管解放30多年了，“上只角”的许多人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深遭磨难，而“下只角”的人家生活条件也有明显的改变，但这种差异仍然存在，在思想意识上的“南北对称轴”局面很难消除。尤其是在“上只角”。成长的程乃珊，在走上社会后她到了典型的“穷街”——著名的杨浦工业区去教书，接触的学生和家长大多数是在“下只角”里的生活环境里陶冶出来的人。这些“下层”出身的孩子，在思想和习俗上自然而然地打上了“穷街”人家的烙印。当程乃珊和这些思想单纯、淳朴憨厚而又桀骜不驯、带有点野性的人们接触后，她常常为“上只角”的人们以鄙夷的谈吐和目光看待他们而感到忿忿不平。于是，程乃珊对这些带有深深的历史印记的社会现象进行机智的思索的剖析，塑造了南北两极对称轴的两大家族人物系列，在不少人物的身上，经过作者的过滤和洗涤，折射出诱人的光彩。

在程乃珊的作品中，有不少篇幅是写“下只角’居民相对贫困的生活和他们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们的子女在生活、工作、入学、爱情等问题上的不公正待遇。短篇小说《尴尬年华》、《小松鼠》、《黄丝带》以及中篇小说《丁香别墅》、《穷街》等都反映了这大都市城市贫民区的生活习俗等问题。阿昌（《尴尬年华》）这位少年，生长在杨浦的贫民区， 由于“文革”的不良影响，整日价无所事事，心里空虚得很。正处青春萌动期，他和伙伴们不好好读书，而是调皮地打沙仗，戏弄过路的男朋女友以及小女孩等等，以此来渲泄心中的苦闷。显然这枯竭的心灵是亟待滋润的。《黄丝带》中的少女朱玫，也是典型，的“穷街”孩子，父亲犯罪送青海改造，母亲丢弃了她。她受到歧视，感到苦闷和寂寞，产生变态心理，只好以猫为伴。在学校里，她摆脱不了家庭带给她的心理压力，既自卑又自傲，对老师和同学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摆出一幅挑战的姿态”。这两个处在身心发育时期的少男少女，由于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产生心理异态，亟需矫治。这是上海大都市协奏曲的“低音区”。

程乃珊不仅描绘了“下只角”的少男少女的由于缺乏较好的环境和教育而造成的粗鄙庸俗的特异性，也把笔触伸延到了少年工人身上。这是较为普通的社会现象。《调音》中的“我”从小就失去受教育机会，为了糊口，只好跟温叔学修钢琴。他的憨厚与粗俗，跟“上只角”人家的小姐刘露茜的娇嫩与文静形成极大的反差。《小松鼠》中的中学毕业生阿桂，他是修阳伞的个体户，他乐于干这行业，为了给人们修好伞，他苦学技术，把上海许多制伞厂都跑遍了。作者是以赞许的心情来写这些不依赖家庭而自立的青年工人的。在程乃珊笔下的“上只角”人家里，下一代的青年人大都是有高尚职业的，如教师、音乐家、工程师等等。而对“下只角”的描写，笔力就较集中在“低档”职业的、社会地位较低的劳动者，写出他们的苦衷、悲喜和为人们所忽视的健康与病态交错的情绪。

《穷街》是程乃珊对“下只角”生活区的集中描写，展示出上海滩生活的另一面，具有穿透性的笔力。这篇作品通过“上只角”和富有家庭出身的青年女教师文习绣到“下只角”生活区域的一所中学任教，以她的所见、所闻、所思来反映这“穷街”的自然环境，生活习俗等等，写出这些粗俗落后，带有野性的社会环境对于下一代的影响。这条穷街居住的大都是被上海人所歧视的“苏北人”的后裔，有的为生活计，在课余时间要帮家里做点杂事；有的缺乏高雅的审美趣味，行为粗野，以丑为美；有的缺乏远见，不习功课，浪迹街边，只求长大了混口饭吃……穷街上的不文明，杂乱庸俗，不良习气等等，作者写得活灵活现。当然，作者决不是有意去猎奇或故意展览丑恶的社会现象，而是企图通过描绘这些“下只角”的纷乱生活和匆匆的脚步来引起人们的思索。事实上，作者是怀着挚爱和同情，怀着恨铁不成钢和想急切改变这一社会现象的心情来写这些的。作者塑造出穷街上的学生、工人、家长等一系列人物形象。

当前在都市文学创作中，不少作者只把创作视线对着文化素养较高的知识分子阶层或其它“上流人物”，似乎只有写这些代表“都市文明”的“高层”人物才能表达大都市的文明，写城市发达，才有都市文学色彩。程乃珊却采用散点透视，以众多的透视点来窥视繁华的都市生活的“全豹”。难能可贵的是，她敢于正视高度发达的大上海中不那么发达的、文化层次极低的“下只角”居民的真实状况，披露他们的喜怒哀乐。这种积极的创造意识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极有意义的尝试。

程乃珊笔下的穷街和富街(即“上只角”)同处上海市，但却俨然是两种世界、两个地域。他们的人情风俗、文化教养、处世态度、生活环境以及对前途、爱情、理想等等的看法竟是如此迥异，形成惊人的南北两极对阵，看似如此水火不兼容的人物和生活形态，竟统一在上海的大都市里!

值得指出的是，程乃珊并不是故意骇人听闻地制造这南北两极鸿沟，更不是有意渲染和扩大这一鸿沟。恰恰相反，程乃珊苦心孤诣地弥合填平这个

鸿沟。

可以看出，程乃珊对南北两极鸿沟的难于弥合这一点存在着焦灼感。在两种不同的理想和追求、不同的生活方式发生碰撞时，程乃珊总是对那些只重物质生活、只追求营造自己生活殿堂的人表示忧虑不安，并希望他们重视劳动创造，以取得独立的人格，不要仰仗别人鼻息而生活，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呼唤》中的“他”出身富裕家庭，在“文革”中“落难”，在困苦的生活中他获得了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人的独立意识。可是当风暴过去，生活又回旋到原有的平静恬淡的方式时，“他”故态复萌，什么理想奋斗的人生要义都付诸脑后了。出身平民家庭的“我”带着淡淡的惆怅，告别了“他”——这是对那种终日沉湎于纸醉金迷生活的一种高尚的否定。对于那些穷街上的“高价姑娘”，她们不好好学习本事，终日梳妆打扮，只想高攀上“上只角”的名门子弟，求得日后生活的富足，程乃珊更是痛心疾首，以焦灼的心情提出善意而尖锐的批评。

程乃珊认为，面对这南北两极的差异，人与人之间只有加深理解、谅解和了解，用“爱心”来沟通他们的心灵。这两极的人在心绪、教养以至生活形态都会渐次沟通，鸿沟将被填平。这是渗透在她作品中的深层意识。

她的“爱心”，除了人与人之间情感的融合，以使隔膜消溶外，她还极力捉倡的是对事业的挚爱。热爱自己的事业，并终生为之奋斗，这是程乃珊“爱心”的重要内容。在穷街上长大的“江北人”的孩子张祥麟，虽出身寒微，但志高气傲，他不屈服于命运，敢于向陈腐观念抗争。他有强烈的进取精神，终于上了重点中学，又考取重点大学，最后他又回到穷街任教。在他的强烈的事业心影响下，文习绣终于继续留在穷街上教书，决心与张祥麟一起，提高学生的智慧和进取精神，填平思想上的鸿沟；文习绣与张祥麟从思想上的分歧到融合，可以说是程乃珊的理想的“填沟”方式：“富街”的人多了解和理解穷街人家的思想和生活脉络，用爱心来多看他们朴实勤劳等长处；而穷街的人们则多靠自身的努力，荡涤旧上海经济畸形发展所带来的一些不良习俗等等，在事业上发奋猛进，这种南北两极的互溶互补，沟通有日。

程乃珊在《调音》中更是集中地阐发了自己这个理想的填沟方式。阿秋和愠叔住在“下只角”(低音区)，刘露茜小姐住在“上只角”(高音区)。阿秋与她在那场政治激流中邂逅相遇，帮助她避过了这场飓风式的灾难，互相之间产生了好感。但由于出身门第的差异，产生了一系列隔膜，而后各自找到了生活位置：她当了钢琴师，阿秋当了钢琴修理工。为此，程乃珊提出了消除高低音区域的理想方案：调音。在“我”帮她调好音之后，她以带有哲理性的语言写道：“调校过后的琴音犹如一注涓涓细流：清澈悦耳，高音区和低音区相衬得十分协调、和谐……或许生活也是这样，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调校，只要用心来校，是可以奏出感人的乐章的!”程乃珊甚至这样美好地设想：让刘露茜的丈夫来教阿秋的儿子学提琴，将来让阿秋和刘露茜两家孩子同台演出，让南北两极对峙成为历史陈迹。尽管这带有虚幻的理想色彩，但程乃珊出自胸臆的爱心，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愿人类的“爱心”成为人与人之间连结的纽带，最终让世界充满爱。

1988年2月发表于《花城》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