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意义：散文创作的现时性

 

丘峰

 

一、走进意义的主题领域

 

      长期以来，文学一直陷于某种政治框架之中，古代的“文以载道”观念一直支配文人写作，这种“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义、道德观念之类，而是指某种政治概念。我国的散文创作“载道”太多，“负道”太重。“载道”成为散文创作的审美规范，不得逾越。在以往的散文创作中，这种“道”是指无产阶级政治，或指某时期的政策，因此，不少散文便成为图解政治或政策，这就严重束缚了散文创作的发展，使有些红极一时的散文时过境迁，成为文化垃圾。

      七十年代末、八十代初，以悲悼性散文和反思性散文为主潮的散文界，拒绝过往的以政治社会功利为终极目的散文模式，坦陈自我，纵横驰骋，笔随心至，言已所思所作所为，佳作连篇，繁花纷呈，使散文走向复苏。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在人们心灵深处引起震荡，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人们对生存窘况和生存空间以及生存意义表示深深的关切，生存性散文运用而生并不断拓展，追问人生和追寻精神家园成为散文的主题指向，到了九十年代以后，社会生活急遽变化，人们对生活感到迷惑与怅惘，作家们不由对自身价值作重新审视与定位，调整创作心态，从“载道”转向“言志”、“言己”、“言行”，也就是说，作家们作出从自己出发，意在表现自己，把表现自我心路历程作为散文的终极审美目标，使散文创作回到表现创作主体的美学品味中来，不能不说这是散文主题指向的深化，使散文审美价值走上升华而进入深层的精神世界，从而使散文的美学品味获得提升。

     在这种创作态势下，散文审美品味得到升华，散文视界更为开扩并深化。散文创作与出版走上繁荣阶段。据来自出版界的消息，现在散文书籍走俏，且不说已有定评的名家冰心、林语堂、徐志摩、朱自清等散文大家的“全集”抢手，就是当代知名作家余秋雨、赵丽宏、贾平凹、韩少功、蒋子龙等新创作的散文也十分畅销，成为当代文学的新景观。

      毫无疑问，散文创作的繁荣与拓展，使作家们主体意识逐步强化，回归创造主体的自身——审美观点深入到指向自我的深层的生命体验；思考人——尤其是自我本体在无限时空的价值与位置、生存和命运，达到对人生的深切理解与审美感受，从而走向人们所关注的社会文化与哲学的主题领域。

      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在西方现代主义冲击下的中国先锋小说，在拓展小说的艺术表现空间和丰富艺术表现力的同时，它断然拒绝文学的社会功能，剥离文学的社会意义，他们公然提出“走出意义”。不可否认，散文创作中也有泛现代主义倾向，也出现一些朦胧得令人难以卒读的作品。但从总体上看，散文创作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以积极进取的姿态，朝多元化方向发展，出现一批有影响的作家与作品，这是可喜现象。

      九十年代散文创作是以走进意义来探讨社会人生的。这是经过新时期的探索后散文走向成熟和健康发展的标志。

 

二、创作主体的人格锻造与艺术张扬

 

     九十年代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倾向是，作家们注意人格的锻造。

     鲁迅在谈到美术家时曾严肃指出：“美术家固然很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创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随感录·四十三》)文如其人。文品是作家人品的体现，而作家的人品是作家的生命体验和心路历程经过长期酿化后的醇酒。散文创作是以作家为创造主体的，它着重表达作家的生活体验和着重抒发内心情感，它对社会具象的描绘或自然图景的展示，也往往融合着自己的主观情志，“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为此，散文家必须注意人格锻造，才能把自己感受的美传达给读者。我们看到，当今有责任感的作家都积极投身到当代改革生活之中去，感受时代脉搏的跳动，正确地把握生活，审视生活，把激情注入散文创造之中，使散文百花园莺飞草长，色彩纷呈，体现出作家的人生亮色。

      九十年代散文创作另一个审美特色是作家们在强调“意在表现自己”时充分注重人生体验，以丰富的生命感情给散文注入巨大的活力。作家们意识到，当代急遽变化的改革开放生活既使人眩晕，感到迷惘，但同时又提供了空前的社会大舞台，提供了走进社会，认识社会，表现社会的良机，使许多作家感到，随着商品意识泛化、市场经济引发人的生存环境和人文精神的失落，原有的价值判断尺度游移，需要给人的能动性、人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重新定位，因此，不少作家走进新的生活热点，对生活体味、判断和思索，从而找出主情散文的基本审美艺术观念，以情感体验的叙述展示改革社会态势下的色彩斑斓的人生。赵丽宏在谈及散文时说：“我在写着我身心的体验，写着我生命的经历，而这些因我的生活和生命方式而产生的文字，便是被人们称为‘散文’的东西。”(《我的散文观》)基于对散文的理解，在九十年代散文明显突破传统的“载道”重荷，图解政治或政策不再作为散文的总视角，而把表现创作主体的丰富生活、抒写自我灵性为散文的审美价值趋向，他们在历史传统、过往情境和现实生存以及未来启示的全方位社会情状下，以积极进取姿态挖掘人生体验潜能与发挥文学丰富表现力，内在想象力与创造力，在创作上融人作家自我生存状态与积极的人生体验，精心选择跟自身的经验和阅历相关的叙述视角与表意策略，作全方位的对社会人生的表述，在形式和意义上作双重突破表演，从而取得散文创作的多向性繁荣的景观，出现了像贾平凹乡土情趣散文，赵丽宏的艺术哲理散文、余秋雨的文化寻根散文、冰心老人的寻找精神家园散文、舒婷和楚楚等一批女性作家的女性心绪散文等，使散文写作态势呈春夏秋冬四季花常开的局面。

      因此，九十年代散文审美特色是从创作主体艺术个性的回复到极大地张扬，呈现出多元化的艺术格局。回顾散文创作发展历程，人们可以窥见五十年代的“文以载道”使散文消融了创作主体与艺术性；六十年代杨朔，刘白羽等人的叙事与抒情融合的散文，尽管仍以“载道”为审美主体，但他们表达了自己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理念，显示出不同的艺术个性；七十年代散文的全方位的“载道”——作为“文革”政治的传声筒，使散文走失与背离；八十年代初悲悼性散文和历史反思散文冲击出了政治层面，散文回归到创作主体中来，使散文复苏；九十年代由于社会生活的急剧向市场经济转型，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心理震荡，作家们不能不走向社会大市场，从不同层面上来审视社会的巨变，以及这种社会变革对人的生存环境带来的巨大影响，在创作中便呈现出文化思考、哲学探求、智性启悟、生活情趣等多元化主题指向，使散文回归文学审美本体，走向积极意义。

 

三、多元化的散文艺术格局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由于社会变革的深入和发展，使人的心理状态、社会关系、知识结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都作调整，以适应新的社会生活，适应新的生存环境。这使处于不同生存环境、不同处境、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作家都在思考自己的前途、处境、生存方式等等，对现实世界作出不同的判断和揣测，表达不同的心绪情态等；在题材上作家们作自由选择，在主题开掘，容量和深度上有长足的进步；作家们视野更加开阔，目光更敏锐，表现手法更多样，善于启动主体思考来驾驭和开发题材，力图透过斑驳复杂的社会现象阐释自己的观点，从而得出独特的结论，使散文获得强劲的思辨力量而得到张扬。

      文化散文是九十年代以来发展迅速的高层次散文，它是以渊博的文化、历史、哲学、宗教等知识为基石的。这些作者大都是高学历的专家、学者，形成一个文化群体。余秋雨、潘旭澜、张承志、赵丽宏、周涛等人的旅游文化散文，艺术审视散文、散发浓郁的文化气息。这些作者把目光对准秀美山川、文化遗址、历史典故、民居园林、大学校园等，在作者的具象描述中，对大至苍穹宇宙，小至一山一水、一石一木，作历史感悟与开发，伴随着深沉的文化思索，或感怀嗟伤，或抒情议理，浸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学识，以机智的理性思维与当代审美批判意识相融合，于苍凉中透示着深沉，伤感中显露出睿智，从而使人感悟到事物的深层文化意味。在这方面，余秋雨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说：“我的基本路子是，让自然山水直挺挺地站立着，然后自己贴附上去，于是，我身上的文化感受逗引出它们身上的文化蕴涵。我觉得中国漫长的历史使它的山水都成了修炼久远的精神。在它们的怀抱中，文化反思变成了一种感性体验。”(余秋雨《文明的碎片》二七四页，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潘旭澜的《咀嚼世味》、《小小篝火》，赵丽宏的《闻乐札记》、《艺品》等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

      与文化散文相联系的是智性散文的勃起。智性散文，有称为智慧散文与学者散文。尽管这几种提法在外延上稍有差别，在内涵上基本上融通，这类散文与抒情散文有明显差别。智性散文，这是智性极高的散文品格，其作者一般都是高层次的文人学者，有极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学识，而且有对社会生活的敏感力和洞察力，他们的作品一般采用笔记体，以丰富的学识为基础，在审视社会时多有深沉的感情与发现。在现代作家中周作人、梁实秋、钱钟书等都有佳作呈示，在当代作家中黄裳、汪曾祺、张承志、王蒙、余秋雨等一些散文都属于学者散文，他们的作品既具有历史眼光，又有生活实感，描绘出文人学者对生活的态度和理性思考，在他们谈今论古过程中，往往敢于鞭挞生活中的丑陋一面，直面人生，也有坦示自己的疑虑与迷惘，这类作品的特点是：随和心绪、幽默诙谐、知识广博、言之有物，针对性强，给人以启悟。

      当代的智性散文的特点是高扬理性，追求思辨。由于这类散文的创作体验是高层次的理智型的，他们能以丰富真切的人生体验为构思前提，以博大精深的知识为写作基石，站在当代审美意识和社会意识的高度，梳理人生的坎坷的心路历程，把个人与社会、过去与现实结合起来思考，着重发掘万物所蕴含的社会哲理与人生思辨，把对社会人生的体会升华到智慧的哲学高度，让人去思索社会人生。像王蒙、孙犁、张承志、韩少功等的散文有着深刻的智性感情。王蒙在《风格散记》中对文学风格作了审美评判，同时又是表达人生态度、叙述人生感受的美文；孙犁的《老家》写回家之事，细读之下使人体味到作者的机智思考：人生要达到目的并不容易，它必然受制于各个方面。要指出的是，智性散文表面上写人生，写随感，写生活境遇与平常心绪，但它浸透机智的理性思绪，它的人生体验和哲理感悟透示出其对社会人生敏锐洞察与反响，寄寓着深层的文化关怀与哲理思考，显示出其独特的深邃幽远的文化品味。

      九十年代以来，社会显现出纷繁复杂的状态，既有节奏紧张的迪士高，也有舒缓的小夜曲，从以往的绷紧的弦转换成丰富而富有情趣的生活，人际关系得到调节，家庭生活也有浪漫情调，生活色彩丰富了，因而从生活中获得—些情趣，调节了自我或家庭关系。调节人际关系也成了新生活的必需，随之使生活情趣散文大量涌现，这些作品大都发表在各地晚报上，先是南方一批青年女记者写的记叙一些家庭、交友、聚会等生活小事，被称为“小女人散文”，后来许多知名作家也加入这行列，至今兴盛不衰。这些生活情趣散文其实是平民化散文，它与文化散文、智性散文是两种文化层次，但前者有着更多的读者面，因为它更接近老百姓的生活及其思想感情，吐露老百姓的心声。这类散文大致分为生活和情趣两个方面。但这两个方面又常互为反衬、互融互补；有的在这两方面自然融合，熠熠生辉。在生活散文方面，世俗的方方面面都几乎所有涉猎，衣食住行、人际交往、聚会结婚、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等等，表现出对平民生存境况的关注，对人性的极力描绘与张扬，对丑恶势力的展示与挞伐，是个体生命与生活的咏吟调，它少有理性与思辨，更多的是作者的感性体验和生活过程的抒写，把内涵隐匿在自我的生活境遇之中。所以它的特点是融人生活，表现自我，走进世俗。

      生活散文这方面的代表是“小女人散文”。“小女人散文”主要产生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和广州，以素素、南妮、黄茵、黄爱东西等“白领丽人”，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她们在精神追求上着重消闲。她们的文章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爱情、友情、亲情、家庭、聚会、旅游等等，她们的文字洒脱，天马行空；她们特意从紧绷的政治话语中解脱出来，表现出日常生活的公共话语，让凑者在阅读时表现出一种悠闲心态，好像作者在与你聊家常，谈友情，随意谈心，无拘无束，让人从中得到审美阅读的快感。这些作品表现出作者对社会人生的观照，亲感亲历，有所感而寄寓于具象的描述或附丽于恰切的情趣意象之中，受到大众读者的欢迎。

      另一类生活情趣散文以散淡心态，描摹湖光山色，寻访古迹胜景；或在以闲适心理拈花惹草，怡然自得，从中获得人生乐趣；还有是描绘晶茶晶佳肴，谈古论今，闲茗隐士，寄寓人生。这类散文只写具象的表层，描写情绪的波面，不探情绪的旋涡，不作深层的文化开掘，拒绝理性标识，只表现闲适人生。这类散文虽言生活琐事，闲适散淡，但不随流俗，给人以愉悦与美感，具有向上的格调与趣味。

      朱光潜说过：“艺术是情趣的表现。”他还指出：“诗与散文，就其为文学而言，表现对于事理所生的情趣。”(《艺术杂志》)情趣散文短小轻捷、自由灵活，它从茫茫人生中摄取人和景物中的一鳞一爪、一蝶一花，正如宗白华所说：“于一朵花中窥见天国，一滴露中参悟生命。”(《艺境》)它是由创作主体的人生体验中获取的感情与情趣，使人在轻松活泼的阅读中，获得心情的愉悦与明晰事理。这些生活情趣散文更多地表现在文化选择方面，近年来许多作家在寻求精神家园，表现出生活散文的世俗化倾向。这类散文回避社会群体意识，强调描述个人生命形态，把个体的社会阅历经验向社会群体倾诉，寻求精神上的沟通理解。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人们期待进入市场经济会给他们更多的人生价值体现与文化选择，然而，在充斥卡拉OK、肯德基、麦当劳和泰坦尼克号的社会现实空间，人们感到金钱给人性带来异化，道德伦理的尺度游移，使人们内心惶惑和苦闷。因此，人们在重寻精神的家园。这一类散文重在精神生活上，追寻精神上的抚慰与安定，寻求重建适应外界变化的精神家园。这类散文贴进现实，生活化、平民化、容易引起人的共鸣。冰心老人的《我的家在哪里?》写她在梦中寻找她的“家”，但随着车夫转来转去，走遍北京城，还是没有寻到“家”，最后她以善良的心憧憬，营造虚幻的精神家园后，以欣喜的心情写道：“万万没有想到我还有一个我自己不知道的、牵不断割不断的朝思暮想的‘家’。”冰心用敏锐的笔触写出了当代人对现实的惶感、迷惘、焦虑，努力寻找精神家园的复杂心绪。

      当然，九十年代散文的题材开掘和主题指向远不止这些，它形成多元的主题格局，展示出散文的个性与热情、追求与拓展、沉思与喧闹以及欣欣向荣的生命力。

 

四、散文的拒绝：与大众隔膜的“私散文”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由于某些文化生活的粗鄙与人的崇高信仰的缺席，再加之金钱和商品意识的泛化，使九十年代散文创作出现一些不容乐观的因素。近年来，散文界流行写个人的喜怒哀乐、抽烟喝酒、下棋饮茶、养狗养猫、嘲弄女人、甚至交“女友”等。当然写这些闲适散文未尝不可，事实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有不少著名散文家与身边琐事的闲适散文，例如朱自清的《择偶记》、《儿女》、《绿》、《背影》等，都离不开身边的人和事。问题是他把个人与社会人生联系起来思索，这些看似乎庸琐碎、微不足道的生活小事经他点染，化平凡为神奇，起到点石成金的效果。而我们有些作者却津津乐道谈吸烟、下棋、烧饭、喝酒、购物、逛街，谈公园情人拥抱、说穿着打扮等等，还有的人故作清高，模仿明人小品，或迫寻周作人、梁实秋的足迹，充当名士、绅士，以琐事写琐事，以平庸写平庸，轻吟浅唱，杯水之欢，实在无美感可言；更使人忧虑的是，有那么一些青年女作家大写“私散文”，青春发育、婚恋心理、生儿育女、生理心理的变化与躁动，更有人写一些私情私欲、性感情欢等生理体验，格调不高。他们不关心社会大众，不关心时代大潮，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于身边小小的悲欢中做些‘摆阔状’、‘撒娇状’、‘潇洒状’、‘深沉状’来，我爹、我奶、我妻、我嫂子、我儿子地聒噪不已，真高兴、真没劲、真玄、真累、真逗、真他妈地没完。”(黄毓璜《文学中不能承受之热》)令人奇怪的是，这种浅薄的散文竟然有人为之摇旗呐喊，大吹大捧，这是值得注意的。

      巴金曾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好作品能够帮助人，鼓舞人前进，激发人们身上美好的东西，作家写出美好的情感，美好的形象，更是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代青年的心灵。所以，好的作品就是榜样，就是力量。”(《祝贺与希望》)当然，走进意义不等于像以往一样搞宣传政治的“载道”、“代替人立言”之类，而应以陶冶人的心态，给人以美好的情操，美好的情感，鼓舞人前进。因此，散文创作要有宏观主题，在“大散文”的宏大视界中应有它驰骋的园地；散文不应拒绝意义或消解意义，而应当走进意义，这才是散文的情怀。

 

      此文发表于２００１年《学术季刊》，《散文选刊》及《中国现当代文学》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