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在中学课本里说到的台湾，只有两个字，是大中华的一部分。说到伤痛，好像只有断臂者有资格，谁又能想到那只被断掉的手臂的感受。断掉的手臂有什么感觉我们不清楚，而被朝廷如断臂一样断掉的台湾，这一方水土上的人，被切断、抛弃的感受却念兹在兹，须臾不离，逐渐氤氲成渗入这方水土和生活于斯的人民的灵魂，它有一个很早就被点破的名字：台湾的忧郁。
　　
　　《海角七号》的成功不是偶然，那些在大陆、日本看起来平常不过的事情，在台湾，却可以关系重大到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生在大陆的人，侵淫在大中华文化中，从来不曾怀疑过自己作为中国人这一身份，就像生活在日本的日本人不曾怀疑过大和是其归属一样。而台湾，这个有过原住民文化，又受到大中华文化和日本文化影响的地方，它的人民的根又在哪里？
　　
　　台湾，曾经如琉球一样，是太平洋中的一颗珍珠，有自己的光亮。后来，它不得不面对周边的强邻，土地占去之后，文化也随之遭到毁灭或压抑。台湾被归入大中华管辖几代过去，就像当日大陆的汉族不以为满族是外族一样，不仅从行政管理上，更从文化上认同汉文化。他们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一心读圣贤书，一心向往的文化上的根、文化上的祖先，有一天会这样轻易的抛弃自己。而随着1895年后日本文化同化政策的执行，50年后，不少生长于那个时代的人，也俨然觉得自己是日本文化的传人。
　　
　　随后，作为外省人的国民党主体迁台，台湾表面上重回中华文化的怀抱。实际上，那种被抛弃的感受，以及50年来被日本文化同化的结果，使台湾分裂成不同的类别。原住民文化、汉文化、日本文化掺杂在一起，分也分不清楚。面对大陆和日本，台湾从来不曾这么纠结。这生长于斯的人，有一天忽然发现，他站在一块孤独的岛上，而他不知道自己是谁，该坚持什么该抵制什么，泫然回望不知道望向何方。
　　
　　这寻根之旅是如此艰难，以致他们甚至会羡慕那个曾经在全世界流浪的犹太民族。犹太民族辗转各地，但是他们种族单纯，拒绝同化，他们有自己的宗教，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生生不息，每一个犹太人都明白自己是谁，自己的灵魂该飞向何处。而台湾人中除了原住民、客家人，大多数是外省人，这些外省人里，或者向往中华，或者自认是日本文化传人，还有一些徘徊两地，而不管他们过去是谁，他们都和这一方水土血肉相连，他们都是台湾人，他们要决定台湾人是谁，要向何处去。
　　
　　所以，《一八九五》中吴汤兴秀才说起父亲，说起抛弃他们逃走的丘逢甲和大总统，说：“我六岁时，我爸丢下我们回去唐山，我还记得，他那个头都没回的背影。他们本来都不是这块土地的子孙，但是我们要坚持下去，还要写信拜托他们，再给我们一点粮草，一点药。”其间的滋味，恐怕每一个台湾人都难以无动于衷。
　　
　　所以，姜绍祖狱中自挽，摄像机会去掉前两字，并非摄影师外行或资金不够导致的疏忽。姜绍祖诗全文是：边戍孤军自一枝, 九回肠断事可知；男儿应为国家计,岂敢偷生降敌夷。去掉强两字后：孤军自一枝, 肠断事可知；应为国家计,偷生降敌夷。所谓“应为国家计，偷生降敌夷”，难道不是台湾人面对家国时，无处求援、无以自处、忍辱求存的血泪悲情。
　　
　　所以，这部重大历史题材的戏中，会出现秀才打仗、土匪钟情、女儿英武、男儿彷徨、侵略者温情脉脉，并非简单的说社会黑暗、孤立无援；会使官话（国语）、客家话、台语、日语同时出现这一片土地上，无贬无褒，并非只是想异军突起，想简单还原；会战争惨烈淡化、乡土柔情缱绻，并非是经费不足，以爱情为话头；会有一张以女主角背影为主图的海报，看不见她的面目，并非单纯因为美感和时间感；它的英文名字叫BLUE BRAVE，透着如布鲁斯一样的忧郁，并非只是想和英文片尾曲呼应弄一点国际感觉；这些都是创作者深入到历史的深处，又努力从今天看过去，一时间千头万绪，只落得琴声悠悠，道一声台湾的乡愁、台湾的忧郁。
　　
　　这一部6000万的电影，表演生动，剧情妥帖，最显功夫是：画面之干净、蕴藉，令人惊艳，不怪有人说类似《卧虎藏龙》；音乐如影随形，不求经典节约，但求一力传情；剪辑舒卷匀停，与画面、音乐丝丝入扣；处理细致处，可以是自挽诗中镜头的含义，于无声中听惊雷；关节精巧，日本医官的日记的日期，不仅与片中台湾乡土风情呼应，更是时间和文化上的暗示。
　　
　　到什么时候，台湾才会不再忧郁？这显然不是这一代台湾人独有宿命，这恐怕是所有时代里台湾人的宿命。而站在遥遥的海峡这边，从前那理所当然的热情也开始犹豫，只好带着微微的歉意和心疼，想握着你的手，说一声：台湾，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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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一八九四那个甲午年， 这一年好象不是个特别的年份。如果说前一年有惨烈海战、北洋水师覆灭，是血光与战火，这一年是压抑的、猥琐的、屈辱的、求和的；这一年，是满地疮痍的、收拾残局的、力不从心的。这一年，帝国的精英们都老迈昏聩，年轻的京城举子，这些未来的国家精英，却被挡在议政的大门之外，只好破釜沉舟地千人上书。
　　
　　 年轻的知识阶层也挽留不了那个东南海疆小岛，它开始走向弃儿的命运。这一年对这个鸟声清脆、山林碧绿的岛屿来说，是一个浑然不觉的凶年。舰队载着军团，自诩现代地、自诩文明地、气势磅礴地从东北方破浪而来。他们意气风发，来“接收”这美丽之岛，军团首领是日本亲王北白川宫能久，随队军医是森鸥外，他们都是深受西洋文明浸染的日本精英，对这南方海洋之岛，充满欲揽入怀的喜爱之情。
　　
　　 客家人自来台湾，与先早一步到来的漳泉移民相比，人数较少，田土、水源上若起争斗也不占上风；加之客家人本素靠山而居，耕作、采茶都有丰富经验，遂播迁到半山丘陵，溪流中游之地，生存繁衍。客家人真是中华农耕民族之优秀代表，男人秉承晴耕雨读传统，务农兼读书，同时为团结自保亦习武修身；女人放一双天然大足，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兼带田地劳作。他们衣着朴素甚少修饰，客家话听起来，没有闽南腔那么流利宛转，却另有一种朴素沉着、明快大方。
　　
　　 所以，完全能够理解客家人对土地的热爱与信赖。即使一百多年前，这个惯于迁徙的族群到了天涯一隅这小岛上，只能在相对贫瘠的丘陵山地垦荒，他们也以自己的双手和汗水建起家园并倾注全部心力与眷恋。这是谁也轻易拿不走的家园，除非他们自己放弃。而以强悍、坚韧的“硬颈精神”著称的客家人，让他们放弃，是绝对不可能。
　　
　　 这一年，一八九五，天旱日久，水田焦灼，仿佛，这即将转入东洋日人之手的海岛，还缺少血泪浇灌，老天不给雨，要多难的子民们以血来沃之。
　　
　　 那些台北的商人们有一千个理由迎“东洋王师”入城，说到底，还是为生存下去吧。果然，奋勇自告去基隆通告日军此开城意愿的辜氏显荣，在随后到来的日治时代便顺风顺水地大发起来，财富尊荣毕至，而且延续数代，羡煞众人。为他维护的人说：起码他让台北城避免了被血洗屠城的命运——是的，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厚黑经典可不是需要辜氏这样的人来作生动注解？
　　
　　 那些务农的客家子弟们，吴汤兴、姜绍祖、徐骧，他们却问：说东洋话、改东洋名、做东洋人，做得不？做得不？这是他们血液里的华夏文化传统在发问，一代一代延续的忠义精神与热爱乡土的情感，交融难分。所以，他们要站出来，以梭标、长矛为武器战斗，不做顺民，要有尊严地活下去，即使这尊严需要以生命为代价来维护。
　　
　　 只有为自由而活，才不是苟且，才没有偷生。正如被捕入狱的姜绍祖，他才十九岁，他瞪着日本亲王的双眼里，有尊严被冒犯之后的愤怒和轻蔑，现代人隔了这么久远的时间去看，会觉得这样的表情多么用力过猛，然而，这表情里有百年前的古典血性——那是读圣贤书心怀天下铁肩担道义兼济家国的儒家风范，那是还未走入现代困境的传统农业社会里生长出来的知识精英最后的面孔，沉着、有力、傲慢而又内敛，吴汤兴、徐骧都有这样的表情。很快，这样的面孔就会消失在历史尘埃里，换上近代知识分子的焦灼、忧虑和底气不足的面容，后者再不可能清晰如刻了，总是模糊，时有分裂。
　　
　　 支撑这些子弟的客家女人，她们的风貌、神韵，同样获得真实展现。简净衣着、含蓄表情，眉宇间蕴藉一股刚柔相济的大气之美，黄贤妹、她的婆母吴秋妹，莫不如此。男人去拼命去厮杀，她们沉默地守护家园，耕作、收成、长夜缀补，邻里姊妹相互扶持，焚香祷祝所有浴血战斗的男人平安归来；不是没有怨怼、伤心、愁烦，但扛起这些心绪的肩膀何其有力，一切都当作命运承受下来。当家里的男人最后都战死，被当作“叛乱分子”，然后被遗忘，她们原本是隐没在男人背后，更该被遗忘，但是却久久牵绕在人的心间——这些顺应命运、沉默不语的女人，同样有血性有情怀，那不是书本所教导，而是发自内心的柔情、信赖，让她们情愿将男人们一心卫护的家国重任分担过来。
　　
　　 有这样一群人，日军阻滞在南下的路途中，实在理所当然。即使，这是一次实力悬殊的较量，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反抗，他们还是要虽千万人吾往矣，走下去，向死而生。
　　
　　 曾任台中义军统领的丘逢甲，是反抗行动的倡议者、先行者，他没能坚持到最后，也没有如吴汤兴他们那样，与台湾共存亡，而是回渡大陆，终老于祖地梅州。传说他离台之际携带大量金银，那本是义军军费，因此颇受人诟病。我闻之亦曾对他起过鄙薄之意，然而，看完电影之后，找来丘逢甲诗集一读，当读到“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那种创痛透过纸面，直扑眼目，忽然对他心生宽宥，发出这种悲痛之声的人，终归有一份真诚，未做成英雄，行事留瑕疵，于当时当地情势，不是他的错。若要指责他的不够义气不够彻底，莫如去考证辜氏显荣一生显达的源头。正如这部电影，它有显而易见的种种不足，却仍是一部动人的作品，值得沉浸其中，浮想万千。
　　
　　 因为有吴汤兴、黄贤妹这样的儿女，因为一百余年后，一部讲他们故事的电影，叙述精简深情、画面静美沉远，还有泫然如泣直达人心的配乐，而让人重回一八九五，乙未那一年，这座岛，鸟自语、花自香、男有情、女有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