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导演的《一九四二》即将上映。1942年河南大灾荒将由此呈现世人并引发今人的复杂心绪，1942年，真实的浩劫记录究竟如何？这是否就是导致一个政权崩溃的预兆之一？

1、“想起来，四二年，叫人心酸；吃的苦，受的罪，实在难言。”这是最迟在20世纪60年代在中原一带还广泛流传的一句河南坠子曲词。1942年，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2、1943年河南省政府的《河南灾情实况》记述：“灾民饥饿难忍，而服毒者，缢死者，自刎者，甚至杀儿以求一饱者，所在多有。司空见惯。同时，无主弃婴，到处可见，音若泣声，到处可闻，死尸横野，无人收埋……据调查此次旱灾饿死者达220万人，真乃人间空前浩劫。”而据《河南灾情实况》中《河南省各行政区人口受灾损失统计表》附注中所列，这次旱灾死亡人数高达300万人！

3、1943年12月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记述，1942年大旱的具体起因是：“自春俎夏，旱魔为虐，麦苗受损甚巨，至收获之期，复遭风雹，以致二麦（小麦）歉收，平均不及三成，原期秋收丰稔，以补麦季之不足，入夏以来，又苦亢旱，禾苗枯萎，投火可着，低地球禾，更遭虫害……”

4、1942年旱灾的同时，河南一些县份还发生了蝗灾。“从黄河北，飞来一层一层的蚂蚱，从河里浮过来，飞过来，能盖住天。”刘万通说，“它们飞到哪儿上面，一眨眼的功夫就将哪里的叶子吃个干干净净，庄稼很快就死绝了。”

5、据河南省档案馆《水旱蝗汤悲歌》载，（1942年）因灾死亡人数大幅增加：大量灾民外出逃荒，有的北上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边区，有的南下逃亡湖北，也有的无奈向东进入日占区，而大多数经洛阳，沿陇海线向西进入陕西境内，‘据估计，至1943年4月初，豫籍灾民入陕求食者先后已达80万人’，进入陕甘宁边区的就有9000余人，同期进入晋冀鲁豫边区的，仅太行、太岳两区的更多达25万余人。

4、《扶沟县志》载：“1942年冬，小麦由10元（纸币）一斗（十四市斤）涨至百元一斗。到了1943年，暴涨到800元一斗。灾民罄其所有，换取斗升粮食，亦难度过春荒。在那米贵如珠的饥年，一根檩条换一个烧饼，一亩地卖十四斤黑豆。饥民在东西典当卖尽吃光之后，值得挖野菜，剥榆树皮，煮麦苗，吃雁屎。”

5、“延至（1943）三月……饿死的人一天天多了起来，起初死了人，还用席子裹住埋，后来用大车拉着埋，以后扔到岗沟没人埋。为了五七个馍，父母卖儿女，夫卖妻，兄卖妹，以人易物，城内有人市。亲人骨肉，生死离别……曹里寺一家夫妇，把亲生儿女吃了。妻子怕被丈夫杀了，乘黑夜逃走，饿死在路上。丈夫环视家中，伶仃一身，悲痛欲绝，惨叫数声而死。城东大王庙有位妇女，见窦虎营村的小孩路过门口，哄进屋内煮吃了。县财委会副主任林子普家，祖孙三代10人，饿死6口人，卖出1人。林湾村……179人，旱蝗灾害中，死去86人。”

6、《无尽长的死亡线》曾记载：1943年4月，汝南县城的大街上，一个白头发的老婆婆，脸向着天，牙齿上爬满了苍蝇，上体在破烂的衣服下裸露着，胸部还起伏着，证明呼吸并未停止。但是该街的甲长为了怕担负他那条街饿死人的罪名，已经用了十三块钱雇了两个穷人掩埋她，当往高粱秆箔上放的时候，她还呻吟挣扎着，我想替她说个人情，用这钱给她买些吃的东西，看是否会活转来，但谁也不睬，在她的呻吟声中，两个人已经抬着她，背上铁锹走了。掩埋死人的短工，在市面上已成为一种职业。

8、在郑州，警察局负责人向赵鸿恩介绍：“原来郑州有5000人力车夫，铁路中断后剩3500人，现在市面上23辆，同时，作者反而比徒步走还慢，因为每个车夫都饿得走不动了。

9、（郑州）国际救济会难童学校的外国牧师，在1943年的春天，一天内在街上发现了183具尸体。

10、空前浩劫，造成社会秩序的严重失序。原河南省鲁山县政协办公室主任李玉震在《河南文史资料》著文回忆，“（1943年秋天）如果一个人晚上在地里看红薯，遇到结伙去偷的，就毫无办法。进入冬季后，小偷小摸少了，相聚为盗的却多了。一些人夜聚昼散，哄抢财物，甚至公开抢劫，谁要敢于反抗，就有可能遭到杀身之祸。……我们那里流传这样的顺口溜：穷人怕饿，富人怕抢，没有被抢的怕乡、保长（乡保长要对他们进行勒索敲诈）。

11、1943年4月6日南阳《前锋报》报道：饥饿的灾民们吃干了的柿叶、剥下的柿蒂，蒺藜捣成的碎粉，吃麦苗，捡收鸟粪，淘吃里面未被消化的草籽，甚至掘食已经掩埋了的尸体。他们宰杀了平日爱如生命的鸡犬，宰杀了他们相依为命的耕牛，卖掉他们的锄头、破袄，然后卖出他们的土地，最后摘下他们的心头肉——卖了儿女，卖了老婆。然而，结局还是被死亡劫去。在黄泛区，野犬吃人吃得两眼通红，有许多濒死但还能蠕动的人都被野狗吃掉了。在郑州，有成群的乞丐掘食死尸；郑州马永道夫妇，亲自动手煮吃了他们的亲生女儿香菊；在洛阳，有个荥阳籍的灾民亲手杀死他的一妻二子后投井。

12、孙子文在《1942—1943年国民党政府救济豫灾述评》称，“国民政府确实也制定了一些措施，轰轰烈烈热闹了一阵子，但却是纸上谈兵，灾民仍然苦不堪言。最后，作者对国民党当局的救灾措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总结：‘有些是虎头蛇尾，好景不长；有些是一纸空文，无法实行；有些是雨后送伞，无济于事。

13、《扶沟县志》载： 1943年3月开始赈济，四乡的饥民闻讯后，成群结队涌入县城。城隍庙、天爷阁，住满了奄奄一息的灾民。大街小巷，房檐屋外，露宿而卧者，不可胜数。人多粥少，不几天就停放了。

14、大公报1942年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中写道：“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

15、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踏上了河南这片灾难深重的土地。他在河南灾区深受震动，大街上、田野中倒毙者随处可见，无主的野狗肆意啃咬死尸。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白修德从灾民的口中听到了人吃人的恐怖故事，对当地灾民来说，人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在河南境内采访离开的前一夜，郑州的政府长官宴请了白修德三人。有心的白修德留下了那晚筵席的菜单，计有莲子羹、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还有炸春卷、热馒头、大米饭、豆腐煎鱼等，此外还有两道汤，三个馅饼，馅饼上洒满了白糖。后来，白修德在著作《中国的惊雷》中再次回忆起了这顿饭：“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再大的饥馑饿不着当官的。

16、　在河南大饥荒期间，记者白修德每天都和农民及低级官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背景材料。他发现，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高于全年的收成，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贪污腐败比比皆是。把各村、县情况汇总后，白修德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中大约有三百万至五百万人饿死。但是，当他向河南省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的情景时，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严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赋税、采取赈灾措施，就能迅速减少灾民的死亡人数，因为在河南省邻省陕西就有大批存粮。然而，各级官员对灾情总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

17、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时任参政员郭仲隗回忆：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

18、1942年饥荒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但却不曾杀死统治者。他们从来不是饥荒的受害者。而民主体制会把饥荒的惩罚作用传递给统治集团，这就给了他们以政治的激励因素去试图防止任何有威胁性的饥荒。无数历史事实表明，民主制度并非仅仅是一种价值观念的体现，而实际与无数生民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即与“生存权”密切相连。从来没有任何重大饥荒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发生，不管它是多么贫困。这是因为如果政府致力于防止饥荒的话，饥荒是极其容易防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