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7日晚，河北馆陶县第一中学高三年级班主任赵鹏在办公室拉上窗帘关掉灯将一瓶350毫升敌敌畏一饮而尽，结束了年仅30岁的生命。这一天，是他收到工资的日子，他在遗书中说：每天无休止的重复工作，以及“工资月光”的生活，让他感到窒息。（据《新京报》）

　　从表面上看，赵鹏的自杀，与他工资卡上一项短暂的补助政策的补贴消失有关。虽然这笔钱对于家庭负担较重的他来说意味着儿子一个月的奶粉钱，但要说这500元钱让一个而立之年的80后男子汉产生“穷途末路”感，并抛下自己最挂念的妻儿走上绝路，还是显得有些夸张。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这500元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此之前，他的身体，已承载了太多让他已无法再从容前行的东西。驱使他走上那条残酷的不归路的，是一种无法逃脱的绝望感，还有就是由于生活长期苦累积压下来的负面情绪，由此导致的心理疾病。
　　赵鹏的自杀，应该算是个不幸的个案，毕竟，来自不同的行业，某些收入和生活条件比他好很多的人，也有选择走这条路的。将他的死因，归结到教师这个行业的压力和收入状态，未免显得太简单化。因为众所周知，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学校，不同的科目之间，教师的压力和收入状况，差异都是非常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网上关于教师收入的帖子总能引起争议的原因。在很多人看来，教师一天才几节课，一星期有两天是双休日！外加寒暑假三个月，他们的投入和产出比，应该是很划算的。但这样的言论，往往会激起了解教育行业的人的反感，老师们会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你：除了上课，教师还要备课、批改作业，还要对每个学生平日思想的、学习的、家庭的、情感的问题进行了解、分析、沟通、化解、批评、教育，还要准备学校的、上级的、业务的、政治的各方面的检查、督导、评估、测试、考核。而就高三而言，从早晨的早操，到晚上的晚自习，班主任老师每天十几个小时基本是要“全陪”，因为不这样，不足以保证高考之前不出现任何影响高考成绩的异常现象，不这样不足以保证高考成绩这一惟一的考核指标，这几乎关系着老师的一切。

　　行文到此，我突然想起几年前我采访过的一件事情：有一位高三毕业班的班主任，在高考前二十天累倒了，一查，是肝癌晚期，为了不影响同学们的考试，学校未向外宣布他的病情，他于学生高考前5天去世，包括他女儿在内的60名学生在高考完后得知他的死讯时，都非常木然，甚至有一种轻松的感觉，觉得他终于解放了，不用再那么累那么苦地每天押着学生们上战场了。这位多年来一直当完各种先进的教师，至死也没有得到他所渴望的理解。

　　是什么让教育变得这么沉重？既压得学生喘不过气，也压得教师充满绝望的感觉，还让家长们无所适从哭笑不得。教育的本义究竟应该是什么？一年之内上百场的各种模拟考试和测评，教出来的究竟是身心健康的人才，还是心理负担过重的做题机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式的拼抢教育资源的惨烈场景，究竟何时是个头？

　　有人甚至痛心地认为，赵鹏老师在工资与劳动付出不匹配的情况下，应该及时选择改换行业。这种理想化的想法，一如他明知妻子在最低工资线之下却无法选择用法律手段去维权一样，是不现实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所受的教育，教会了他们隐忍，却没教会他们如何去为自己的利益抗争，以至于眼界就被框到了“宁死不走”的狭窄思维圈子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深深的悲哀——也许在历经了千军万马冲高考，并接受思维单一的教育之后，他们已不知道人生其实还可以有另外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