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我参加了那场轰轰烈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在乡下住了110多天。我喜欢上了下乡“社教”的那个村庄，喜欢上了朝夕相处的那些村干部，至今，我还与他们保持着联系，也两次回到村里去看望他们。

      那个村庄地形狭长，一边靠山，一边靠河。那条河就是梅州的母亲河。村中有棵长得茂盛的古榕，可算是这个村庄的地标了。古榕树旁是一个古渡口，一条摆渡的小船，将封闭的村庄与外面的世界相联通。这里的交通确实不太方便，记得有一回山里人家到渡口接新娘，在手扶拖拉机后厢放上一张藤椅，算是给新娘准备的“花轿”了，头一回见，觉得挺新奇的。

      我们“社教”工作组由三人组成，一个组长带着两个年轻人，我负责资料报送宣传报道，另一位负责后勤保障买菜做饭。

      进村那天，单位领导把我们送到镇上。我们先在鎮礼堂参加了一个欢迎大会。接着，与住村的村干部接上头。记得来接我们的是村支书和村主任，支书是女的、主任是男的，都是五十开外的年纪，见到我们，非常客气。他们把我们三人接回村里，安置在还没有完工的村委会办公房楼里（说是楼，还只是一层）。在这里，我们见到了等候多时的另外三位村干部。

      离午饭还有一段时间，我们两个年轻人出去遛达，顺便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住的地方离那棵榕树和渡口很近，走几步就到了。渡口边的小卖部是来来往往的人歇脚的地方，也是村里比较热闹的地方。一些村民一眼就认出我们是从城里下来的，于是主动向我们打招呼，统一称我们为“同志”。第一次被别人称为“同志”，觉得挺新鲜的。在他们心目中，“同志”是指上级派来的、有单位的人。我们一下子喜欢上了这些淳朴的村民。

      进村那天是九月下旬，天气还非常炎热，烈日烤晒下的水泥房，那闷热可想而知。虽然村干部事先在房顶铺了茅草，淋了水，但降温的效果并不理想。记得房间里的电风扇整整转了三十六个小时，呆在房间里还是热得满头大汗。条件是有点艰苦，但事后与其他村的“社教”队员交流得知，我们这样的条件算是好的了，他们大多被安排住在村中的老屋里，有一抬头就能看到村民为自己后世准备的棺木的，那日子过得才叫郁闷。

      110多天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就这样拉开了序幕。根据上级要求，我们要与村干部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基层锻炼。

      说到同吃同住，我们已经住在村上了，条件与村民家的差不多。村里专门为我们配了一台黑白电视机，算是很奢华的了，每晚能看上新闻联播和电视剧，打发些无聊的时光。附近一些没买电视的人家，也凑在我们住的地方看电视，于是晚上大部分时间还算热闹。我们平时自己做饭，偶尔下去办事也受邀在村干部家里噌上一顿；村干部每天都要到我们住的地方一起商量研究工作，我们隔三差五也会留他们一起吃饭。这时，他们会把自家的菜拿过来，或自己掏钱在小店里买点烧腊，打点白酒。这是最开心最热闹的时候，大家放下工作，拉扯家常，也谈到村里未来的发展。村会计的小女儿也是在饭桌上谈成了李组长的干女儿，我的那点酒量也是在这个时候练出来的。我们住的旁边正好是村里的小学，李组长帮学校争取了一笔修缮经费，一次老师凑份子焖狗肉打牙祭，校长也把我们三人请去吃了一顿。

      进村不久，迎来了秋季计划生育高潮，按上级的工作部署，工作组要协助村委抓一些典型推动这项工作。村委选定一户三胎对象作为突破口，带着工作组上门做工作。以前也听说过计划生育是天下第一难事，今天是亲自要去碰这难事了。我是一个新兵，做这种工作的经验为零，主要还是跟着去学习学习。来到三胎对象家才发现，原来是卖猪肉的福哥。他每天早上挑着肉担经过我们住的地方，都会热情地招呼我们买肉，今天早上我就奇怪没有见到他，原来，他也为工作组和村干部上门提前做着应对的准备。福哥早在家门口等着我们，还有他的三个女儿。一见面，组长就开始宣传计划生育政策，大谈子女多家庭负担重不利于家庭发展不利于子女教育成长等等，提醒福哥还是早作打算动员妻子响应号召结扎算了。一直不吭声的福哥这时回应了一句：“我都不知老婆现在走到哪里去了，有人说去了深圳，有人说去了广州，希望工作组能协助把她找回来，再谈结扎的事”。一下子把皮球踢回李组长这边。李组长显然心中有数，说：“躲是躲不了的，如果主动配合的话，一切都好办”。福哥见一招不灵，又来一招，说：“我与她没关系了，结婚证都给我撕掉了，我们不是夫妻了”。李组长说：“法律确定的夫妻关系不是撕掉结婚证就能了断的……”就这样，一来一往，站着说了一个多小时，就是没有一个结果。面对这样一位计划生育“老游击队员”，李组长也觉得一时难于突破，只好宣布收兵。

      驻村的地方靠山，出产木材。凡运出的木材，都要凭林业站开出的砍伐证明。村里有专人负责巡查，但偷伐偷运现象仍然不时发生。有一天天下大雨，村委得到确切消息，有盗伐林木的组织要利用下雨河水暴涨的机会，夜里通过河上偷运一批木材。村委与工作组研究决定，分头把守拦截。于是晚上十点多钟，我们穿着雨衣、水鞋，每组一把长长的电筒，分头进入预定地点，埋伏守候。深秋的雨已带来阵阵凉意，一想到即将参与一场“抓特务”的行动，心里涌动着一种莫名的兴奋。凌晨两点，前方传来捷报，在村尾的小河上，拦截到一批偷盗者运送的木筏，木筏已被大船拦住，拦截行动宣告成功。原来，偷盗者先在山上偷偷砍下树木，偷运到秘密地点存放起来，等到下雨天河水暴涨时，将那些树木推到河里，用马钉连接起来，编成一排排的木筏，从小河转运到大河，再送到下游，卖给木材贩子。没想到，这次给我们候个正着。

      对我来说，下乡驻村的日子是非常美好的。那时，我正在恋爱中，可以通过两地书信享受那份精神的盛宴。晚上没事时，大部分时间用来写信。隔几天就托过渡的人捎到河对岸去投递，有时也自己坐船过河去寄信。写信、寄信、盼望书信、读着来信，这一切都是美好的。现在，这些信件仍然保留着，成为那段时光的记忆。

      其实，我们下去，并没有给他们大多的帮助，也就是修了几段水圳，放了几场电影，撮合将十几户人家的良田集中起来办起的集体鱼塘后来因一场大雨而冲垮了。但那些村民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念着我们给村里办的几件实事，当我们离开村子的那天，村主任何叔跑回家抓了几只鸡，赶到渡口，说一定要送给我们。

      现在，我们坐船离开的码头因下游建起的水电站给淹没了，村里的交通改善了。最近在电视上看到新农村建设的春风也已吹进了这个偏僻的小山村。

      我想，忙过这阵子，又得找个机会回去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