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草根创业的天堂（书稿）

         草稿

 

——献给深圳已经成功的老板和梦想成为老板的人们

 

 

                    序

 

       早来者的天堂，是否是后来者的乐土

 

                      一

   在深圳基本上分为两种人：一种是早来者，一种是后来者。

   早来者，在深圳发展初期的20年时间内，陆续先期抵达。他们中不讳言有一些是有背景有社会资源的，他们利用特区的政策和自己的人脉长袖善舞，轻松赚钱。

但更多的人是没有背景和社会资源的草根人士。他们来到深圳的原因各异：

   1991年4月4日，在成千上万涌向深圳的人流中有一个瘦小的男青年，他叫钟铎民。他也是在家乡再也呆不下去了。严格地说他是出逃深圳，因为他背负着40多万元债务！当时40多

万

元可是一个天文数字。本来他原定3月30日起程的，年轻的妻子从娘家给他凑了200多元，让他作盘緾。车票都买好，但在街上被追债的逼着还债，身上的钱被搜去100多元，另一口袋没被发现的88元便成了他闯深圳的所有资本。1991年4月4日，这个日子，他至今仍牢牢记住。

   而一个叫陈思诚的16岁少年，己记不清楚自己是哪一天来到深圳的。他只记得自己是从福建老家一个人坐了三天一夜的公共汽车来到深圳的。他连身份证都没有，被拦在深圳南头关。没有人注意这个身高只有1米47,体重只有40公斤，满头是灰尘的盲流。身上只有12元钱的他不可能像那时第一次来深圳没有边境通行证的潘石屹那样，花50元请人带过关（现在已是北京房地产大鰐的潘石屹）。此后的一个星期，陈思诚白天捡垃圾，晚上就睡在宝安区政府旁边的那个叫沁园公园的草地上。

   那一年，21岁的刘晓燕含泪伤心地背着父母，带着仅有的100元，离开生活了20多年又让她充满了绝望的家乡江西鹰潭，来到深圳。并发誓一定要活出个样子！几个月前，她满心喜悦准备嫁给相恋几年的恋人时，男友却选择了离开，娶了一个家境十分优越的女孩。这一感情的变故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父母关切的目光让她一刻也呆不下去了。她绝决地对自己说：如果我没有作为，我永远都不回家乡！
   有一年，余秋雨的前妻曾入选电影《春苗》女主角的李红，在余秋雨提出离婚后，经历了短暂的惊愕，然后。心平气和地在离婚书上签了字。接着她带着女儿，离开上海，“我战胜不了婚姻，但是我必须战胜自我”，她把深圳作为自己新生活的起点。

娇小的王丽是和一帮江苏徐州的青年们，跟着深圳赛格日立公司的招工人员进入深圳的。当年王丽高考落榜，开始她决定补习一年再考，暑假便在一家酒楼打工积攒学费。后来遇到深圳赛格日立来当地招工。她听同学说：深圳的馒头又白又好吃。于是，南下深圳当了一名流水线的打工妹。

1992年6月，刚从华南师范大学毕业后的万才，不想回老家广东博罗县教书，只身一人带着90元钱来到深圳开始找工作。那次他在深圳大学门前草地上，睡了一个晚上。也许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他，觉得在大学门前露宿，有一丝的亲切和安慰感。第二天，他被深圳大学对面一家杂货店潮洲老板收留，成了一个卖大米和瓷砖的小工。

   1994年，一个叫欧阳祥山的湖北汉子，也来深圳开始闯荡。相比上面的来深者，他显得要富足一些，他但这几乎是他所有的家当。这位从戎16年的武警军官在转业前作出大胆决定：放弃即将到手的公职，揣着6500元的转业安置费，来深下海创业。他也由此成为武警部队军转干部自谋职业第一人。为什么如此选择？他说“我有了工作自然衣食无忧，可我那些穷困潦倒的家人怎么办？

原谅我罗列得有些多，因为他们每个人闯荡深圳的经历各不相同各有代表性。但在数以千万计的来深者来说，他们还不足以代表各种闯荡深圳者的类型。总体来说，早期来深圳者无非分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在内地过得不如意者混不下去者，如果在内地混得还稍好一点，他们可能不会来深圳，可以说是被逼无奈被动型地来深圳的。第二种是，觉得在内地感觉空间狭窄，实现不了梦想，追求另一种生活，内心深处充满了改变命运的冲动的人。应该说在那个时代，前者是绝大多数。

但几年过去了，他们不少人成为家乡人口中的传奇和骄傲。他们逆着当初提着塑料桶背着行李走过的家乡的的田梗和小巷，衣锦还乡。在家乡底气十足地讲“我们深圳的故事”——

   昔日的失恋者刘晓燕成为一家资产数千万元的服装企业老板；

   离婚的李红眼下是深圳国泰君安证券投资公司大户室占有一席之地；

   负债累累的钟铎民带出一群开奔驰车的老板；

   曾捡垃圾陈思诚从一家拥有两千多人的建筑公司的老板又变身为艺术品投资商；

   打工妹王丽成为深圳十佳女企业家；

   露宿街头的大学生万才成为一家消毒品企业的董事长；

   自谋职业的军转干部欧阳祥山是一家资产数亿的房地产商。

  对他们来说：

  深圳是创业的天堂、改变命运的福地、东山再起的梦工厂；

  深圳是一片机会和勒杜鹃一样怒放的土地；

  深圳是中国人南方的关东和西口；

  深圳是中国的圣弗朗西斯科（美国西部的淘金地）；

深圳是中国经济意义上的“延安”。

                      二

   后来者，则是这几年刚刚踏入深圳的年轻人。他们也是充满梦想地来到这个城市，但来深的条件和动机与早来者有所不同。

   2006年的一天，在从安徽开往深圳的火车上，围坐着四、五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他们高中毕业或者未毕业，说是到深圳去打工的，脸上充满了兴奋。同一车厢有一位深圳的记者，也就是《1979-2004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作者陈宏。他发现这些年轻人手上的手机都很漂亮，其中有一个说自己的是4000多块钱买的，而陈宏的手机只是1500元左右。陈宏喝的是矿泉水，而他们喝的是营养液。一打听，他们几乎都是家里的独子，家里所有的钱都用到孩子身上了。陈宏与他们攀谈起来,

“到深圳打工能忍受8个到10个小时工作吗？”

“不可能。”

“想要的工资是多少？”

“不可以低于1500块钱。”

“假如就是1500块钱，你们会给家寄钱吗？”

“我爸妈说了，不用给家寄钱，没钱可以打电话回家。”

    这显然是一些条件优越的打工者，跟第一代打工者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他们不是背着行囊提着水桶而是拉着拉杆箱，口袋里放着父母给的信用卡来深圳的。

除了上面这种类型的外，每年还有数以十万计的后来者是怀揣学士、硕士证书来到深圳的，他们的第一站往往是人才大市场。有些进入了华为、中兴、富士康、比亚迪等知名大企业。有些则一次次地被拒。即使找到工作，大多数企业给这些大学生的工资不高。特别是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大学生就业难和的问题一下让他们赶上了。他们也是新一批的草根。

  他们在深圳倍感压力：高企的房价、紧张的工作节奏、不太值钱的学历，还有太多的有钱人。他们对深圳充满疑惑，打量高耸入云霄的地王大厦、展翅欲飞的市民中心，看着这座城市林立的高楼和满街行驶的豪车，远远眺望豪宅灯光，他们在怀疑和担心：深圳对后来者依然是一片创业的热土？深圳还有闯的机会和空间吗？怎样开始自己的故事圆自己的“深圳梦”？！    

 

                              三

   他们来深圳之前，对深圳不陌生。因为关于“深圳的那些事”，在各种书籍和影视作品中有过太多的讲述，以致于很多人认为深圳对他们来说非常亲切。

但那些作品大多是关于这座城市的宏大叙事，关于这个城市承担改革窗口历史责任和杀出血路开拓精神的的描述，关于这个城市的政治和经济风云人物波澜壮阔传奇的抒写。还有太多成功者的传奇，吊高了作为后来者的他们的胃口。而来深之后他们迷茫了。

   他们深刻地感受到“天堂向左、深圳向右”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差距；

   他们深刻地感受到较高的自我期许与用人单位苛刻要求的冲突；

   他们深刻地感受到学校教育与现实需求的错位。

   他们困惑、无助。他们需要重新打量有些陌生的城市，他们需要对这座城市了解更多。

   这就是笔者写作书的出发点。来深十年，由于职业关系笔者采访过不少早来的成功人士，接触过不少后来者。一直想写一本关于深圳草根创业的读本，对这个城市的草根性特质进行梳理和展现，给刚刚走入深圳寻梦的年轻人提供一些借鉴和帮助，让他们了解深圳草根的一面，了解这个草根社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标准，尽快适应融入其中，寻找到自己未来的路。同时此书也是给在深圳已经成功的老板们的，让他们有机会回望自己来时的路，勾起他们对自己在这个城市的奋斗历程的总结和记忆，让他们从中找到自己的故事和生命的印痕，让他们未来的路走得更顺畅。

 

  因为是深圳草根的创业读本，所以此书不是把目光瞄向那些大红大紫的深圳标杆性企业家，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任正非、郭台铭、马化腾、王石等等，甚至不是瞄向一线企业家如黄宏生、张思民等。他们是这个城市的狮子、大象，其数量绝对少、生育率也低，是小概率的人和事。而那些中等成功者，在深圳数量庞大，复制性强，可望可即，有贴近性的亲切感，学习起来相对容易。所以本文开头所列举的一些成功人士，在深圳庞大的成功者中，他们并不是最突出者，但却是身边的榜样。

  因为是深圳草根创业的读本，所以讲述的是一些深圳特有的创业文化、潜规则和显规则、市井和江湖，讲述的是一些深圳人在咖啡厅、饭桌上、茶馆里、朋友之间闲聊才谈到的话题。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