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有“勤快而耐苦，值廉而易致”的特点。因为他们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对生活的要求很低，十九世纪的殖民者在东南亚各国掠夺资源时，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大增，他们盯上了中国东南沿海的客家人，称华工为“猪仔”，意思是可以任意宰割的猪。 

     鸦片战争后，满清划了很多通商口岸给列强，如上海、宁波、福州、厦门、汕头、广州、澳门、香港。列强不仅要掠夺中国的金银和各种资源，还要诱拐甚至抢掠中国人当“猪仔”。在上列通商口岸设立“猪仔馆”，对外雅称“新客馆”，专门关押“猪仔”之用。新加坡就是臭名昭著的“猪仔”贸易中心。1887年，清光绪年间，李仲玉著《新加坡风土记》云：“西人开垦招工，佣价顿贵，于是贩卖人口出洋者，名曰‘卖猪仔’，设馆于澳门，公然买卖。沿海人民或被骗，或被劫，一入番舶，如载豚豕。”航程遥远，途中有病无医，有不满者被拷打折磨死。当时就有学者测算：“每运一名‘猪仔’到目的地，则有五至十名死亡了。”剩下活着的抵达新加坡，“驱入‘新客馆’……馆中设一大栅栏，以圆木柱排立而成，悉闭其中，不令出。或以为关猪然，因呼之国情曰‘猪仔’”。这是对“猪仔”一词的形象解释。 

    “猪仔”经纪人都有列强政府作后盾，他们诱拐中国人是有组织的：“荷兰之好时洋行，为东印度买猪仔之总机关。企业烟园均委托之理其事，在港、厦门、汕头等地设有分行。常派人员至茶楼旅馆，见国人之失业者，故作亲呢之状。享之以酒食，诱之以赌博，借以赌本，作为圈套，使其负局后，乃夸耀南洋之富庶，以动其心。然后允介绍其工作，并许借与川资，使受骗者心悦诚服，而不自知已堕入术中，彼则从中得以身价，每名可得百余元，于是交易猪仔上船后，即失其自由，任人宰割矣！”其它骗术、诱拐的花样还层出不穷。 

    掳掠的手段就更加狠毒了。林大川著《韩江记》卷8搭摺歌条载：“咸丰戊午（公元1858年）正月二月间，有洋船数十，买良民过洋者，过咕哩。初则平买，继则引诱，再则掳掠。海滨一带，更甚内地。”在列强势力横行的通商口岸，则发展成绑架行人。“道路劫夺者，直伺伏于僻径，待可欺者经过，即一人突出遮其口，数人强纳之于麻袋，负之而径行。”还有用迷脑药将人脑神经麻醉，然后像死猪一样劫走。 

    这些卑鄙恶毒的手段，比毒蛇猛兽还凶，竟能得逞，往往是中国官吏和流氓恶棍做了他们的帮凶，互相勾结，狼狈为奸。 

    中国人一旦被殖民者抓获为猪仔，就是失去了自由的奴隶了。而那些老奸巨滑的农场主或工场主要治得奴隶们俯首听命，让劳工在暴力威逼下“自愿”签订“劳动契约”，实际是“实身契约”。契约规定作息时间，劳动年限是5至10年，工资仅能糊口，如有逃跑和消极怠工，雇主和监工可以鞭打甚至杀害他们。多数“猪仔”未熬到“合同期”满，就被折磨死了。要是契约期满而劳工又还健在，雇主则找借口迫使他们续订契约，直到吸尽劳工的最后一滴血。 

    十九世纪，中国有3O0万人沦为猪仔，同期的非洲，有1至1.5亿人沦为黑奴或丧生，这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问题。二十世纪各国相继解放奴隶，罪恶的猪仔贸易终于销声匿迹。世界民主化的进程，使当年流落新加坡和东南亚各国的“猪仔”后代也有了出息，有不少人成了政治家、企业家等各行业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