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有人说：谈论20世纪的中国，不能不提三个人，那就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而这三个人都曾器重的，惟有一人，那就是叶剑英。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2012年5月17日第23版，作者：张延忠，原题：百年沧桑怀叶帅

有人说：谈论20世纪的中国，不能不提三个人，那就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而这三个人都曾器重的，惟有一人，那就是叶剑英。

今年，是叶剑英元帅115周年诞辰。我还清晰地记得，他80岁那年写的一首七律。“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跟随愧望尘”，“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豪情满怀的诗句，言犹在耳，老人家离开我们竟已26年了。

26年来，他的言谈话语、音容笑貌，一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在这个充满声色喧嚣和利益诱惑的世界，我特别怀念叶帅，格外珍惜他留下的那一份人生的纯粹和人格的纯净。

叶帅生前，我有机会近距离地和他接触，深深感受到他对晚辈的关爱与慈祥。在延安，七大前，中央讨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叶帅是负责闽西苏区问题的组长，常和我父亲张鼎丞在一起，那时我刚记事。以后的岁月里，无论在北平军调部，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我经常能见到他。“文革”中有一段时间，我就栖居在他家里，亲眼目睹了他在自己很困难的处境下，怎样不顾个人安危，全力去帮助别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展示给我别样的风采。退居二线后，他那从容淡定的神情，令我永生难忘。他说过：我不是因为穷，因为苦大仇深，因为解放自己才参加革命的。“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是他一生的写照。这使我知道如何为理想信仰而选择人生。他还说过：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要记住别人对你的帮助，在别人困难的时候，要不顾个人安危，给以帮助。这教会了我如何做人，成为我人生的座右铭，使我终生受益，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对他老人家，我既感到亲切又心存敬佩。

随着阅历的增长，对社会认识的深化，回望他老人家那渐行渐远的身影时，顿有所悟，突然感到他留在历史上的形象愈加高大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敬畏之情，油然而生。他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

提起叶帅，我脑海里会浮出这样的一些片段：

他渊博。谈天说地，引经据典，古诗文名句，常常脱口而出。毛泽东论诗，有“剑英善七律”之评。就是在“文革”发配湖南时，也会在书信中风趣地改写柳宗元的《江雪》状景抒怀：“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高楼出世翁，独赏湘潭雪。”我推测，老帅绝不是在抒发闲情逸致，而是必有所思。

他多才。父与子，一个拉二胡，一个吹笛子，合奏一曲；翁与婿，四手联弹，合奏钢琴。叶帅爱乐，颇有古风，“曲有误，周郎顾”。

他慈爱。在办公室，可以把孩子放在摇床里，一边用脚摇，一边批文件。

他随和。一次洗澡时，警卫大意了，误将他反锁在浴室两个小时，过后，党支部要给警卫员处分，他还哈哈大笑：处分啥？孩子嘛，就是贪玩。无心作恶恶不罚嘛！

他谨慎。在粉碎“四人帮”的关键时刻，他会一天换几次驻地，会留意西郊机场飞机数量的变化、钓鱼台汽车的进出、中南海门前的动向。但他的谨慎，也不是谨小慎微、束手束脚，而是透着放达。“文革”中他受到批判时，仍然会收留那些父母被关押批斗而无家可归的孩子。家里人来人往，他不在意，而当着外人，却也会假意嗔责。

从潇洒英俊、风流倜傥的青年才俊，到慈祥风趣、儒雅睿智的忠厚长者，叶帅文韬武略、满腹经纶，颇具古风，不让先贤，洵然一代儒帅。喜读《三国》的他，雄姿英发、“不向情场向战场”，可比公瑾；羽扇纶巾、“托孤不作成都主”，极似孔明。

作为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叶帅坚定的立场和信仰、坚强的党性原则和组织观念、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高风亮节、身处逆境时的不屈意志，已经在众多纪念和回忆的文字中，多有表述。作为晚辈，我从叶帅波澜壮阔富于传奇的一生，深切体会到他们的这一代共产党人留给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是多么宝贵。

他们生于忧患，忧国忧民，传承着中华民族历代先贤“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同时接受了时代的新思想，积极投身社会变革，在伟大革命实践中形成了全新的价值观，在这一价值观的指引下，建功立业，彪炳千秋，成为后世楷模。

和许多反抗剥削压迫、寻求翻身解放揭竿而起的革命者不同，叶帅是从仕途顺遂、高官厚禄的人生道路，走上九死一生、艰苦卓绝的革命征程的。作为国民革命军的高级将领，他感到国民党开始变了，变成了一个腐败的党，已经不是人民希望的了，于是他找到了共产党。舍弃养尊处优，甘愿千辛万苦；舍弃轿子挑夫，甘愿穿上草鞋；舍弃咖啡奶粉、饼干白兰地，甘愿粗茶淡饭、忍饥挨饿；舍弃每月几万大洋，甘愿分文不取，所有这些，只为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

尽管此后还要有王明路线的打击、“旧军阀”的批判、“地方主义”的指责、“二月逆流”的去职，但他始终积极乐观、无怨无悔。在今天有些人看来，叶帅舍弃的恰恰是许多人毕生追求的，甚至成为“成功人士”的标准。舍得之间，差别何在？在乎“个人”二字也。叶帅的人生，绝没有这个选项。

叶帅就这样走过了20世纪近百年的岁月。

有人曾说：谈到20世纪的中国，不能不提三个人，那就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而这三个人都曾器重的，惟有一人，那就是叶剑英。此言不虚。1922年粤军陈炯明叛变，炮击大总统府，25岁的海军陆战队营长叶剑英率部接应，护卫孙中山脱险。此后，他参加了筹备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他可以不用通报、佩剑出入蒋介石行营。就连他最初加入共产党的申请，也因为受到蒋介石的器重需要考验而被拒绝。参加共产党后，在毛泽东麾下，他从苏区、遵义、延安、西柏坡，一路杀进北京城，赢得毛泽东“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赞誉。

所谓“大事”者，历史关节点也。

推翻帝制、走向共和，他投身国民革命；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他随军誓师北伐；国共分裂、革命低潮，他参与创建人民军队。

在南昌起义发动前的关键时刻，他得知国民党反动派要围歼贺龙、叶挺所部的阴谋，连夜通报叶挺，使贺、叶部火速移师南昌，保证了起义的顺利实现。历史有时惊人地相似，类似的情节，以后还将在长征路上重现。

在中央苏区，他作为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指挥作战，在第二、三次反“围剿”中，亲身感受到和体会到毛泽东的正确。当王明路线把持中央，排挤毛泽东时，同样是从苏联回来的叶帅，没有站在“留洋同学”一边，而是坚定地站在“土生土长”的毛泽东一边。随同毛泽东的被免职，他也被调任红军大学校长。

长征路上，遵义会议后，一、四方面军会师。在党中央与张国焘的那场斗争中，叶帅从电报中发现张国焘的异动，及时报告毛泽东，使党中央迅速北上，脱离险境。由于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赞扬他“立了大功、救了红军”，此事遂广为人知。此中关节甚多，然最可道者，就是张国焘那封“南下开展党内斗争”的所谓“密电”。

对此，我想多说几句。几十年来，从延安到北京、从批判张国焘到“文化大革命”，这件事在高层被反复提起。在绝大多数当事者健在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想说、不敢说，还是无话可说，没人对“密电”的存在提出异议，就连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未做任何申辩。怪异的是，在当事者大都离世后，此事竟成悬案。专家学者激辩论证，目击者梳理细节，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现在有人专门抠历史的细节，而不看历史最终的走向，这就把历史变成了某种言说，或者是胡适说的把历史当做小姑娘任意打扮。如果张国焘向中央拥兵要权是事实，如果张国焘与中央在红军行动的战略方向上的分歧是事实，如果张国焘准备擅自行动率部南下是事实，如果张国焘在此期间发出的其他许多意近旨同的电报是事实，如果叶帅的及时通风报信是事实而且所报之事不是无根之谈，那么，叶帅的历史功绩就无可争辩，而“密电”的有无倒在其次了。

“文革”十年浩劫，是叶帅度过的最艰难的岁月。难就难在，他必须在顾全大局的考虑下，做出艰难的抉择。有人说，叶帅在“文革”中没有被彻底打倒、关押坐牢，是幸运的。此实为浮泛之言。要说幸运，那也是党和国家、人民的幸运。他在台上，疾言厉色，怒对宵小；拍案而起，不惧权奸；仗义执言，保护干部。他始终是横亘在野心家篡党乱军路上的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他在台上，就保留了斗争的力量和未来的希望。而对他个人来说，毫无幸运可言。

这种两难的抉择，很像《赵氏孤儿》中，程婴和公孙杵臼面临生死选择。死易？生难？死，一时之痛，一了百了；生，一世之难，不但要保护养育培养“孤儿”，还要无法申辩的面对误解和责难，忍受内心的煎熬。最后，程婴说服了公孙杵臼，自己选择了“生”。

就像程婴，“文革”中，叶帅艰难地“活”在政治舞台上。坚守在前沿，要战斗又不能无谓“牺牲”；周旋于乱世，要临大节而不辱。这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需要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需要“相忍为党”的宽阔胸怀。他曾被批判抄家、流放赋闲，成年子女与女婿都被下狱。如此境遇，在仍任职最高层的领导干部中，惟叶帅一人。而他沉着镇静，思虑筹划、静观其变。终于迎来了又一个历史关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