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出身于书香门第。她一两岁就开始识字，4岁学习《论语》，5岁就看《红楼梦》。

　　她说：“我的孩子跟我的成长环境不一样。我四五岁的时候正是‘文革’期间，当时的孩子们没什么可学的，也没有电视。而我孩子的这个时代，她从这么小就看动画片，就上亲子班做手工，她周围到处都是信息，她可以向世界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她不简简单单只有《论语》要背。”

　　尊重孩子的快乐，是于丹在教育女儿苗苗时，苗苗教给她的。

　　“我记得苗苗五六个月大的时候，坐在那儿还东倒西歪呢，她的床上堆满了长毛绒玩具、电动娃娃，各式各样好玩的东西。可她偏偏坐在一堆玩具里边拧一个空药瓶子，来回拧，无穷无尽地拧。带她的阿姨就老跟她抢瓶子，说你看这个娃娃多漂亮啊，你看那个玩具多好玩啊。她特别不屑一顾给扒开，继续爬过去把瓶子拿过来，还在那儿拧。我当时挺受震撼的。我忽然意识到我们有很多时候是在以自己的判断去要求别人，哪怕是你爱的人。也许在6个月大的婴儿眼里，这个瓶子就是世界上最经典的玩具，那我作为她的妈妈，我为什么不尊重她呢？”

　　于丹一回家，全家人就紧张起来：“看着点儿，当心苗苗那‘猴妈’！”

　　于丹的家，五彩缤纷，比幼儿园还幼儿园。从沙发到地板，从摆设到饰品，甚至把偌大的儿童游戏气垫都“搬”回家来了。于丹39岁怀孕，40岁生女，身为女人的幸福，因为女儿苗苗的诞生而得以升华。

　　得女之后，工作繁忙的于丹仍然经常出差，有人问她：“那么长时间不回家，女儿还能认得你吗？”于丹立刻得意起来，因为一岁半的小苗苗就是能“不计前嫌”地跟她亲，跟她好。

　　于丹一回家，就像炮弹似的冲到苗苗面前说，咱俩“疯疯”吧。大小“疯疯”立马勾结起来，摸爬滚打，把家里折腾得跟狗窝一样。

　　“女儿一看见我就觉得‘疯疯’的人回来了，尽管带她的时间短，她还是无比热爱我。她常常死死搂着我的脖子说，就跟妈妈，就跟妈妈！因为我们家所有的人都在教她规矩，只有我在破坏她的规矩。”于丹如是说。

　　有人说苗苗看上去就是“于丹小一号”。在形容女儿时，于丹常常会说出一些令人惊讶的比喻。比如，指着一张女儿笑颜绽放、看上去幸福得无以复加的照片，她就说：笑得跟个烂柿子似的！

　　因为“疯疯”成性，就连家里带孩子的阿姨都经常“训”于丹。只要得知于丹要回家了，全家人就紧张地传递“鸡毛信”：“看着点儿，当心苗苗那‘猴妈’！”

　　北京四中的同学们，为她收藏17岁的那场雪

　　这位与众不同的母亲，在回忆起自己的成长经历时，被太多故事、太多感动萦绕着。

　　北京市第四中学的高中时代，是改变于丹性情的美好时光，她从一个有点儿自闭、寡言少语的孩子，成长为一个热情洋洋洒洒的少女。

　　她所在的那届文科班共有28位学生，刚好14个男生，14个女生，大家关系特别好。毕业的时候，全班同学在一个男生家里聚会，当时有人问什么时候28个人才能再聚齐。于丹提了一个绝妙的建议：在今年的第一场雪，不管大家在哪里，哪怕是旷课，也都得来那个男生家。

　　可那年的雪偏偏下得特别晚，到了寒假，第一场雪才姗姗来迟，而爱好游山玩水的于丹照例外出旅行去了，没在北京。回家以后，妈妈说，那天家里的电话都快打爆了，大家都去那个男孩家聚会了，唯独缺她。后来有同学跟于丹说：真遗憾，你错过了今年的雪。她很不以为然：我们现在才17岁，到70岁以前还有多少场雪呀！怎么叫错过呢？

　　直到整整4年以后，文科班的28位同学才又一次相聚在一起，还在那位同学家里。大家在一起包饺子的时候，那位男同学走进里屋，从一大摞日记本里掏出一本。他说：“于丹，我这儿还有你的东西呢！”大家看着于丹，都不说话。他翻开一页，对于丹说：“这是你的。”

　　于丹接过来一看，空白的一页纸，还皱皱巴巴脏兮兮的，角上写着一个日期。这时，大家告诉她，在大家约定的17岁的那场雪里，唯独提出这个浪漫约定的人没有出席，怎么能让你不错过这场雪呢？本子的主人想到了一个主意。那天，他取出日记本，翻开新的一页，写下日期，捧着本子走到了雪地里，雪“哗哗”地落在本子上，等把纸页盖得满满当当之后，他“啪”地合上本子，对其他同学说：“大家看见了，这场雪在这儿，找一个我们大家都在场的时候，把17岁这场雪还给于丹。”

　　结果，这场雪，在4年以后，“还”到了于丹的手里。

　　年少轻狂时，她带着一个手电筒就敢独闯沙漠

　　于丹一玩起来，常常会做出一些“不靠谱”的事情，手电筒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一则。

　　于丹这样回忆那段“传奇”经历：

　　“那个暑假，跟着两位师兄出去玩。我们的第一站是敦煌莫高窟。到了那里，我们白天去看洞，下午大概4点半，洞就全关了，我就特别向往洞外的鸣沙山，特别想去闯沙漠，可师兄说要等到哪天不看洞一早才能去。

　　“每天过了4点半，他们俩经常一背摄影包就出去搞创作了，哄着我在旅馆吃杏。我想他们不让我一个人进沙漠，无非是觉得天黑，怕我走丢了。我就去找讲洞的讲解员，借来了他的手电筒。我给他们留了一张字条，说你们别担心，我带手电筒了。

　　“除了手电筒以外，我还带了一把英吉沙短刀，裹了一条毛巾，毛巾里面带着一盒火柴，跟手电筒交叉斜挎的还有一壶水，戴了一个破草帽，穿着牛仔短裤、小背心，一个人奔着沙漠就出发了。

　　“刚走进去的时候，大概有摄氏三十八九度的高温，烈日炎炎。走着走着，突然觉得皮肤凉飕飕的，再四下一看，明白了什么叫‘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只见四周长得一模一样，我原本是顺着一条干了的河道进来的，但是到这一刻别说河道找不着了，四处的沙丘也全是一样的。气温像坐滑梯一样，一下就降到摄氏零上五六度了。

　　“第一个反应就是得生火。沙漠里只有一种蕨类植物叫骆驼刺，根扎得非常深，我用那把英吉沙短刀刨，刨不出来就得扒，十指鲜血淋漓。划掉半盒火柴还没生起火来，我才想起来把毛巾垫在下面作引子，骆驼刺终于烧起来了。然后握着一把刀，我烤完前身烤后身，转着圈烤，一会儿骆驼刺快烧没了，就得再去刨。

　　“快天亮的时候，他们哥儿俩看见这堆火把我给找着了，一顿臭骂。他们问我，你知道沙漠里有狼吗？我说不知道啊。又问，你知道沙丘会平移吗？不知道。又问，你知道沙尘暴吗？那时候哪有沙尘暴啊，不懂。又问，你知道沙漠里面的降温是一下子可以降三十多度的吗？这个知道了，刚知道。

　　“最后他们俩问我，你带的那手电筒有用吗？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带的水是有用的、毛巾有用、火柴有用，唯独手电筒没用。‘你不是说，你带了手电筒就什么都不怕了吗？’我就这么受尽挤兑，被拎出了沙漠。”

　　故事讲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多年以后，于丹研究生毕业了，正赶上大学生带户口下放锻炼，她被下放到北京郊区一个叫柳村的地方，工作极为艰苦，情绪也很低落。就在那个时候，当年同行的一位师兄得知了她的状况，特地从海南寄来一封信。于丹打开一看，一张白纸，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居中写着一行字：“我什么都不怕，我带手电筒了。”

　　那一刻，于丹突然明白了，她生命里的那个手电筒的作用，不是在她进入沙漠的时候给她光明，而是在穿越成长之后给她勇气。

　　于丹说：“少年时候，带一个手电筒，你就可以说我无所畏惧，这种年少时候囤积的勇敢，会在岁月里发酵，最后酝酿出一种醇美的滋味。”

　　“在那样一个境遇，那一片苍茫中，‘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就这一句歌词，足够让我感激罗大佑。”

　　在去柳村下放锻炼的那段黯淡岁月里，已经二十四五岁的于丹有过失落，而她终究以自己的方式把生活点亮。她总是绑着红色的发带，穿时髦漂亮的牛仔裤，在一天辛勤劳作后坚持穿行于文学的世界，还有一台录音机始终相伴在她的左右，那里面装满了李宗盛、罗大佑、齐秦、崔健，他们陪伴着她走过那段苍茫的青春岁月。

　　有一次在柳村的路上骑着车，于丹突然被一个干净的男声吸引住了，唱的是那句“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她“咣当”一下就把自行车扔在街上，冲进音像店，掏出口袋里仅有的10元钱，买下了那盘罗大佑的《恋曲1990》。当她拿着2元钱的找零和一盒卡带走出音像店的时候，眼泪“唰”地就流了下来。

　　“在那样一个境遇，那一片苍茫中，‘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就这一句歌词，足够让我感激罗大佑。李宗盛、罗大佑、齐秦、崔健，这些名字记忆了我到暮年沧桑都不会忘却的少年情怀。”

　　铁杆球迷，力挺德国队20多年

　　于丹的爱好极为广泛，而且差不多样样精通。

　　她爱昆曲，从小就唱，能拍出许多折子戏，唱得很好；她迷恋爵士乐，家里的碟多极了，对各个调性的爵士乐都很熟悉；最绝的是，她还是个铁杆足球迷。

　　因为自己超爱德国队，带着一岁多点儿的苗苗一起看球时，于丹还会“强迫”女儿为德国队呐喊加油。

　　于丹说：“我力挺德国队已经20多年了，从1982年中国转播世界杯足球赛时就开始了。我看球的历史可比我的好些男学生长多了，他们现在还经常拉我一起看球呢！”

　　1982年世界杯决赛期间，正是于丹参加高考临考前后，由于不复习，净看球，在考场上有道题目问到联合国秘书长是谁的时候，她实在想不起来了，就很“豪迈”地填上了卡尔·海因茨·鲁梅尼格。

　　“阳光沏进咖啡里，就着咖啡把阳光喝下去，浪掷浮生，原来可以那么潇洒。”

　　于丹酷爱旅行，她这样描述在行路中读书的“奢侈”场景：

　　“比如说，在灿灿烂烂的烈日晴空下，在丽江古城，往一个咖啡馆那么一坐，就坐在路边，然后你看着有1600年历史的大石桥，底下的流水‘哗哗’地急流而去，桥头上，马帮的布农铃‘哐啷啷’地在风中响着。阳光极其奢侈，大把大把地撒在书上，沏进咖啡里，就着咖啡把阳光喝下去，看流光飞逝，你会觉得浪掷浮生，原来可以那么潇洒。这是一个读书的境界。

　　“另外，我还喜欢在阴天，坐在西湖边。看西湖一定要有烟波，一定要在缠缠绵绵有一点阴雨的时候，柳丝、湖水，一切不甚清晰，你会觉得南宋遗风飘飘洒洒突然就来到你身边。穿过历史的画卷，你会隐约感觉到，当一千年前这个地方还叫临安的时候，那种‘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的韵味四溢。此刻，捧一卷诗词在这儿读，你才能读出宋代的韵味来。”

　　于丹这样理解旅游：“人在各地，千万不要跟着旅行社，跑到一个地方，照张相片转身就走。我觉得旅游旅游，重要的不是‘旅’，而是‘游’。旅行社它只能管你的‘旅’，逍遥游那一段，归你自己的心管。人其实就是在世界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处风景里，进进出出，完成一次又一次的历练。”

　　下定决心不开车，因为没有方向感

　　在外人眼里，于丹仿佛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女超人”，时刻头脑清晰，反应敏捷。然而，在家人眼里，她却是个常常犯糊涂的“大迷糊”。

　　“千万不能让她开车，早上开出去晚上得去河南省找人！”

　　“你太抬举她了，她哪能开到河南省，到晚上还在怀柔转悠呢！”

　　这是一段发生在于丹的老公和母亲之间的对话，正巧让于丹听到，早就拿到驾照的她从此下定决心不开车。

　　“我们家里人现在都这么表扬我女儿：在认路方面，现在你就比你妈强。因为我走路回家都会走丢。我还经常夹着一摞讲义，在北师大校园里气急败坏地揪住一个人说：‘快把我带到教四楼！’然后人家无比同情地说：‘老师，师大挺大的，确实挺难找。’然后我心想：哼，我在这校园都二十几年了，我还找不着，怎么可能呢？”

　　于丹对自己的总结就是：“我没有方向感。”

　　于丹猛地站了起来，把椅子都带翻了，她说：“赶快下去接我的老师！”

　　于丹的故事，不是带着神奇的色彩，就是泛着诗意的光芒，也有一些鲜为人知的，闪着动人的泪光。

　　这件事发生于雨雪交加的《〈庄子〉心得》北京签售当天。那天的正式签售从下午1时开始，到3时多时，她收到工作人员递来的一张条子，字迹已被雨水晕开：“于丹老师，您四中的语文老师廖锡瑞先生从早晨9时就在楼下排队了。”

　　看到这张字条，于丹猛地站了起来，把椅子都带翻了，她说：“赶快下去接我的老师！”

　　廖先生已经80岁了，瘦瘦小小的他一看到于丹就抱住她大哭起来，他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想死你了，想死你了，想死你了……”随后，他对于丹说道：“教你外语的王老师去世了，教你地理的郭老师去世了，教你历史的赵老师去世了，我是代表他们来看看你的，我总算是看见今天了。”

　　那一刻，于丹想起了自己的中学时代，廖老师总是用拳头顶着胃，他的胃被切除了五分之四，只能吃泡了水的饼干。在冬天学生们都去上自习课的时候，就是廖老师，披着一件破棉袄，弯着腰，一个宿舍接一个宿舍地给学生生炉子。炉子生晚了，怕学生们回去冻着，生早了又怕煤气泄漏熏着。每个冬天，廖老师就这么没完没了地关心着生炉子的事情。

　　于丹说，自己在四中时算不上是一个好学生，可她在那个当时还破旧的校园里，收获了太多。

　　“高兴的时候你就好好去爱，难受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哭一哭。我会在这里等你。”

　　北京四中的老师们，用他们的身体力行，将师者的风范传承给于丹。

　　“当老师十几年，我陪伴过多少场失恋啊！我身上洒过多少学生的眼泪啊！”师者于丹这样感慨道。

　　有时候，学生们也知道有些爱情不会有结果，来找于丹倾诉，她只会告诉他们：“这场恋爱不让你谈，你的生命会留下遗憾，让你去谈，我又很心疼。不过没关系，高兴的时候你就好好去爱，难受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哭一哭。我会在这里等你。”

　　“以尊重成长的名义，去伴随孩子们的长大。”于丹这样定义自己身为老师的职责———伴随成长。她就是这样陪伴着一拨又一拨的学生慢慢成长。

　　10年以后，学生重聚，请班主任于丹再来一次晚点名

　　最让于丹难忘的教师经历，恐怕就是她在北师大担任本科生班主任的那4年光阴了。她带过的那批学生毕业已经10多年了，可每次一聚会，同学们会从美国、加拿大、意大利，从世界各地专程赶回来。这个年级的“整齐”几乎造就了一个传奇。

　　在那4年里，班主任于丹坚持每周花两个小时陪全班同学闲聊。每月的最后一个周末的晚点名时间，都是用来为当月生日的学生过集体生日的。每个人都要在贺卡上给过生日的同学写上一句话，而于丹则会写一封长信给“寿星”。

　　班上有一位来自农村的女孩，在过集体生日时留着泪说：“进大学后的生日是我18年来的第二个生日。在我的记忆中，4岁时过了一次生日，妈妈给我煮了一个鸡蛋。18岁，这是第二次。”那天，班上的女生们拿出自己最漂亮的衣服为她打扮。

　　这个过生日的仪式从未间断。4年下来，每个学生都存下了厚厚一大摞生日祝福。

　　学生们筹备上大学后第一个新年晚会时，于丹的任务是跑腿———骑着自行车去买晚会要用的红格子桌布、收集家中的花瓶带到学校。晚会当天，简陋的教室里，课桌上铺上红格子桌布，花瓶里插着鲜花。关上灯，同学们围坐一圈，一杯红酒，一人一口，点亮蜡烛一支，一曲《祝福》唱了7遍，唱得每个人都泪流满面。

　　这届学生创造了许多令于丹感动的奇迹。在全校运动会上，艺术学院通常在全校26个院系中排第23名，而那一次他们拼尽全力，取得了全校第5名的历史最好成绩。

　　如今，这批学生都已经30多岁了，在他们入学10周年庆典的时候，又送给于丹一个惊喜。

　　那天下午3点，于丹应邀来到学校艺术楼的101教室，只见一屋子人到中年的学生，以当年的宿舍为单位，整整齐齐地坐在那里。她走进去，一位男生站起来说，524宿舍长报告，524应到谁谁谁，实到谁谁谁，报告完毕。第二位学生接着站起来说，526宿舍长报告……然后是女生宿舍，223宿舍长报告……最后，班长站起来说，本年级应到××人，实到××人，请于老师晚点名。

　　那一刻，于丹收到的是这样的信息：在这个嘈杂、喧闹的社会里，她的学生们内心还有一份坚持，他们的心里仍然有一些透彻的、天真的、光明的东西。

　　身为师者，在那一瞬间，她是最幸福的。（摘自网络）